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如今的成都，已经成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并被称为中国“第四城”。对于今天的中国，成都作为西部区域经济领跑者的最大意义，其实在于其从2003年开始的统筹城乡改革。尽管过程曲折，但在葛红林等主政者的努力下，这一改革已步入深水区。

这种改革的“成都试验”是否具有复制性？葛红林的“市长哲学”是如何与一座城市的价值和改革捆绑？2012年成都又将如何建设天府新区与西部核心增长极？本报记者专访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

经济观察报：你有一个观点，就是当好城市的CEO，将市长定位为企业一样的CEO，这两种角色的转换如何做到？这两种岗位的价值观有何不同？

葛红林：以企业管理来说，是要体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要增加员工收入、上交更多税收，增强企业后劲。而对于政府管理而言，就是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即对群众生活品质提升的贡献，对城市发展实力增强的贡献，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

企业管理和政府管理其实很多地方都是相通的。比如成都进行的农村改革就是效仿国企改革的“企业人”变“社会人”的模式，将农民由“土地人”变为“社会人”。当年国企改革后，职工就业有了双向选择的自由和权利。

成都的统筹城乡改革，最花智慧和力量的是进行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构建起类似于国有企业那样的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相关制度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从而构建起新型农村生产关系，为农民从单纯的“土地人”成为“社会人”打下制度基础。

经济观察报：我们接触过的很多企业家时刻有一种危机感，作为城市CEO的市长，你是否也有危机感？

葛红林：危机感肯定存在。所以我一直坚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我也要求我的团队这样做。同样地，做市长需要“哲学+数学”的思维，因为判断一个城市的发展路径很重要。我们还一直对标先进，先是在西部地区内对标，现在是全国范围内。另外，城市管理者要加速“认知折旧”，随时保持自己的理念具有先进性、以人为本、保持同流不合污的底线，让整个城市闷声不响地发大财。

经济观察报：城市CEO一定程度上就是经营城市，但目前很多地方“经营城市”的结果往往被异化为“卖地”，即房地产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成都有过这样的困境没？

葛红林：2003年的时候，我们也像很多城市一样将房地产作为很重要的产业，给予地产企业重要扶持，但到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这一套了。其实最短期内见不了政绩的就是实体经济，但像我刚才说的要看这座城市的发展后劲，就必须关注实体经济。

比如说传统的制造业汽车产业。从支持一汽集团到支持吉利汽车建设沃尔沃生产基地，再到支持联合中国重汽集团，成都8年来汽车产业已经实现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样、从低端到高端的转变。

再比如，我们先后引进了英特尔、德州仪器、IBM、联想等世界500强企业，形成了集成电路、光电显示、电子终端制造、软件及服务外包的完整产业链。2011年出口苹果iPad2000万台，成为世界级的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

经济观察报：我们知道，过去的9年，成都在你们一班人的努力下，进行了诸多改革尤其是统筹城乡的改革实践。在或将开启的中国第二次改革中，这一块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你认为，已先试的成都试验能否复制到全国？

葛红林：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需要在制度上去突破。每个地方的情况不同，不好说复制的问题。成都只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创新。其中一个重要特征是持续性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所谓持续性，其实就是对农民以持久的系统性的关注，并给予利益倾斜。

成都的做法是全面的户籍放开。当时就有人担心，一是农民回不去了，二是城市的承载力。当然，这里面取向很重要，判断力更重要。成都市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是分步走，水到渠成的。在全面放开户籍之前，已进行了多年的缩小城乡差距的铺垫。

我们着力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农民工资性收入，加大进城务工人员培训力度，还建立了城乡一体化的社保体系。2011年，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到2.42:1，是全国唯一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收入差距呈缩小趋势的特大中心城市。

我始终认为，一个城市的经济活力，也要看这个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00年到2011年，成都户籍人口已经增加了150万，常住人口增加了432万。这说明成都这个城市是向上的。

经济观察报：外来人口的大幅度增加，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成都的城市价值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目前国家也逐步放开了地级市的户籍制度，成都的全域自由迁徙户籍改革是怎么样的？

葛红林：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对各级各类人才创造力的发挥程度上。2005年开始，成都已经实现了人才从“净输出”到“净输入”的顺差转变。再以“用工荒”为例，我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放开户籍，让他们“肯出来”，还得“进得去”。“肯出来”，指的是农民从农村出来后，他原来的权利等得到充分保障，才会愿意出来。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以农村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农民的基本产权制度，使土地既成为农民的一种基本产权的资本，又不会成为农民到城镇发展的束缚。

成都的做法是，首先为以农村土地为基础的农村农民的基本产权进行了“确权颁证”。这项改革是从未有过的、艰苦浩繁的工程。我们从2008年起，花了3年时间、4亿元资金，并派了3000多名年轻大学毕业生和志愿者，才完成这项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

另外，成都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耕地保护基金制度。每年核发耕保基金补贴，资金总量达到28亿元，涉及176万余农户，这部分基金主要用于为承担耕地保护责任的农户购买社保。

这样一来，无论到成都市任何城镇居住就业，他都保有在农村的土地财产权利，他都可以通过对原来农村的土地权证的拥有、流转、出租、入股获得收益权利的保证。

全域自由迁徙还要“进得去”。这主要就是城市承载力问题。在这方面，成都都事先做过调研。当然重要的是社会保障，成都已经建立了社会需求频谱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