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云

经济观察报 贾尔斯·钱斯/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gileschance@yahoo.com

1989年底，我在伦敦参加一个关于中国商业机会的会议。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和中国有关的会，有意思的是发现来了很多公司的中层和高层管理者。会议快结束时，主持人请那些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持乐观看法的人举手，难以置信的是竟没有一个人举手。现在回头来看，显然会议上的每个人都错了。不过当时即便是对中国最乐观的观察者，也无法预计到中国经济如今会如此成功，以及发展得会如此迅速。

经历了30年的变革与发展，中国人是否依然渴求通过进一步的必要变革，来突破自身潜力，成为一个现代、均衡、和谐、充满创造力的高收入国家？这恰恰是一份名为《中国2030》的报告中所暗示的问题。这份报告由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时间上恰契合了本月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这份长达468页的报告写明了中国如果要在2030年或之前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所需付出的努力。在肯定了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指明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需要经历更为深刻的变革，来避免环境和科技问题给进一步发展带来的阻力。

然而经历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巨大变迁之后，中国人是否做好了继续打破现状的准备？中国政府是否有决心将全部资源调动起来，以实现社会和经济的一系列根本性变革？中国的成功故事是否会因屈从于惰性和既得利益的压力而就此消逝？由于中国目前稳居于世界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些问题将不仅影响到中国，而是整个世界。

国研中心和世行的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必要的重大改革，年均GDP增幅保持在4%-6.5%的速度就足以实现全部目标。报告同时指出，实现高收入国家潜力这一目标非常容易遭遇失败。上世纪60年代和中国处于同一收入水平的101个国家当中，如今只有15个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以世行所定义的人均年国民收入达到12276美元以上为基准）。那些未能达到这一标准而成为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牺牲品的国家有：南美的阿根廷、秘鲁和巴西；中东的叙利亚和约旦；中亚的伊朗；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都没能下定决心通过进行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变革，来将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提升至更高水准。

停滞在中等收入水平和达到高收入状态两者之间究竟差异何在？简单来讲就是生产率增长水平不同，也就是以相同或更少的资源（包括资本、人力和设备）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率不同。如果想使中国保持现有的生产率水平的同时令环境污染和老龄化问题得以缓解，就必须对经济和社会做出重大变革，通过提升效率来改变对现有资源不可持续的高消费状态。报告指出，为达到这些目标，中国必须调整自身的政策框架和发展战略。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其优势之上——如高储蓄率、不断增加的大量娴熟劳动力、进一步城市化的潜力，以及对广泛外部机会的把握——包括全球化进程加剧、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崛起以及新技术的涌现。

然而真正需要做出改变的是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报告显示，在提升经济增长率方面，中国的私有部门比国有部门表现更佳。它呼吁中国政府退出对国有部门的直接经济干预，而转向提供国防、教育以及能够激发中国企业家活力的现代法律体系等公共产品方面。为成为一个高收入国家，中国需要引入更多竞争机制，让私有部门参与进来。中国的国企也将需要经历新一轮如同上世纪90年代末一样迅猛的重组和改革进程——当时有超过5000万员工下岗，耗资2万亿元人民币。即便在一些国防和电力部门领域，国企作为关键或“支柱”部门的主导地位也需要削弱。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经验已经证明，只要有一个清晰的管制框架，由私有企业运营会显著提升效率和减少浪费。若想保持高水平发展的同时能减少资源浪费，唯一方式就是鼓励竞争。因此中国政府的角色需要从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转化为一种鼓励竞争和创新的体系的构建者和管理者。

在农业领域，土地改革是报告中所传递出的关键信息。基于中国目前土地大幅减少和环境不断恶化的趋势，报告评论了目前地方政府过于依赖土地实现经济增长的做法——它们通过低价收购农业用地随后以城市化用途将其高价出售。需要引入一种新的地方税收体系，令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和目前买卖土地相等的收入。为鼓励创新和提升农村生产率，需要强调农业用地保有量的安全地位。中国共产党在2008年做出的保证农民永久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决定需要列入法律体系之中，并在全国推广。

在金融领域，诸如信贷配给和设定利率等政府直接干预的方式同样需要用一种新的政策框架加以替代，无论是国有银行、外资银行还是其他金融服务机构都可以自由竞争，以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为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提供优质服务。报告指出，利率应当因供需变化而浮动。信贷体系应由价格评定——比如利率——而非由中央银行来进行信贷配给。

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开支落后于发展程度相当的其他国家。比如，中国的医疗开支仅占GDP的1%，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医疗开支水平为3.2%，高收入国家的医疗开支水平为GDP的6.3%。中国的公共服务开支仅占GDP的2.9%，而其他中高收入国家为GDP的5.6%。中国的税收体系必须改革，以获得足够收入来提高在诸如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包括养老金）等关键领域的开支。同时，中国需要走一条绿色之路，来减少高速而粗放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污染。

这份报告命名为《中国2030》，说明还有20年的时间来完成所有这些改变。然而国研中心和世行所指出的这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方向如此彻底和深远，以至于随便是个观察者就会发出质疑：“中国能承受这些为达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目标所进行的剧烈变革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那些国家就是最好的警示，它们的惰性引发了经济和社会的下沉，与此同时社会动荡和贫困加剧。中国会重蹈覆辙吗？我不这样认为。但仍然需要足够的想象力来展望一下报告中所描述的2030年的远景。中国已经实现大半目标，但国研中心和世行向我们足够清晰地表明，还有更多问题需要面对。

（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