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首席评论员 孟雷 两会如期闭幕，是一次团结平稳的大会。会上波澜不惊，有意义、有意味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会下。大会刚闭幕，张德江同志接过了薄熙来同志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这之前几天，薄熙来同志说自己不会辞职。这超出了很多对中国政治有研究兴趣者的预想，因为按照惯例，本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均任期将满，在换届前，保持政治的一致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才是要务。

这会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或改革的信号吗？目前尚难定论。但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的李源潮同志在重庆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显然，这确实有着一定的大局意义、指标性质，其影响不会限于重庆一地，不局限于“唱红打黑”争议、王立军事件的定性。在此前，“重庆模式”在某些话语体系中，已被一些一般认为属于“左翼”的学者和民间政治爱好者们赋予了更高的意义，认为它代表着中国的某种发展方向。对“重庆模式”的争议，已渐渐发酵变化为“主义”之争。

重庆之外，近来另一支声势颇壮的“主义”，是理论家张木生最近力倡的“回归新民主主义”，党内外应和者亦多。“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是六十余年前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绝大多数阶层支持的政治理论基础，是建政之基。如能确如提倡者所言，“新民主主义是个筐，好东西尽可往里装”，那么更加强调自由、民主、包容的新民主主义，在当下亦不乏积极意义，“退步原来是向前”。

有争议总是好事，因为人所皆知，中国坚持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道路，如今处在一个胶着状态，改革目标、改革动力、改革资源均已有所匮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之后，在新的十年，中国会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已为改革护航三十几年，通过新争论，形成新共识，将是改革得以持续和深入的必由之路和基础。

但是，不管是什么主义，有些问题总是要解决，就是那些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化保障，所谓“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问题集中在“权”、“利”、“法”，它们总走在主义之前，而通过解决问题，或可以逐步达至主义。

比如眼前而论，两会刚结束，如果详加观察可以发现，就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来说，空间显然尚大。谁来议，怎么议，议什么，均存改进的余地。

代表比例的城乡平权改革，是一个进步。但是代表的身份构成，代表产生过程中的竞争性选举，代表以及代表大会的职业化、常任制，这方面的改革都尚未破题，如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已进入下一个十年议程，这些都将是平稳有序推进改革的切入口。这些东西，其性质其实并不存在是“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的问题，而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本身够不够完善的问题，可以搞，应当搞，不该不搞。这些东西完善了，公民权利、宪政法治、社会分配等等问题，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得到充分讨论、博弈、推进，才可能构成既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至于“利”，“重庆模式”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激赏，与其提出要改革社会分配方式之间有甚深关联，虽然其中更多的只会停留在“提出”。那样的路自然难走通，但社会分配的改革，经济领域的打破垄断、扶持社会资本、还富于民，任何主义难以回避。

至于“法”，民智渐开，升斗之民亦知有“人权”在。立法，偏向于限制权利，还是保障权利，越发含糊不过去，不再能免于物议乃至杯葛。刑事诉讼法修订争议，已是个明证，以后多半还会有，还会更激烈。争议了几十年的“宪法司法化”，也难再回避开。

总之，下一个十年，或将是各种主义与问题交织的十年，或将是告别“不争论”的十年，或将是曾贯穿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重归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僵持还是稳健，混乱还是活力，怎么判断，其实全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下半年执政党的十八大要开、“中央领导集体”要换届，是大事，但我们并不指望种种的主义和问题在这会上就能亮出底牌，乃至拿出路线图，有争论挺好的，起码便于有主张者发出声音，便于执政者广纳博采。中国的路虽然难，但在大方向，“国家政治更民主，市场经济更自由，治理模式法治化，社会组成公民化”，这些总归是大势，变不了。符合这些大方向的“治道”，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就是“理性、建设性”的，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