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如果不是许鞍华，像桃姐或者天水围这类其貌不扬的香港故事，怎么会有机会登上浮夸大片统治的大银幕？

简单来说，《桃姐》讲的是一位大家庭长大的少爷Roger（刘德华饰），在侍奉家族60年的佣人桃姐（叶德娴饰）中风并住进老人院之后，重新发现对方并彼此温暖的故事。电影根据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人李恩霖自己的故事改编。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亲家的女佣。自小家贫，父母把她送人抚养，养父又遭遇不幸被杀害，养母在她13岁时把她托付给李恩霖的外祖母。在李恩霖母亲结婚的时侯，她也一起从澳门到了香港的李家，总共照顾了李家5代人。就像人生循环，李恩霖由桃姐照顾长大，桃姐生病后换他照顾她。

博纳影业称，《桃姐》上档首周4天票房就拿下了3600万，银幕数超过斯皮尔伯格的《战马》。许鞍华没有太多钱做宣传，支持观众掏钱的除了奖项，还有口碑，面对绕不过去的生老病死话题，每个观影的人心里都有一个桃姐。

《桃姐》关注的是香港的老年社群——越来越多的老人院开在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地名，北角、深水埗、油麻地，与繁华的香港并行。有数据显示，到2031年，香港人口中老年人比例将达到四分之一。

成熟社会与亲情伦理天然存在矛盾。那些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排排坐等待护工流水线喂饭，看起来像下个世纪的事。但老龄化远比我们想象中要逼近，实行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催生了我们面临的最大危机，不久的将来，那些无力得到奉养的老人将被分流，老人院是一个合理且不得不的选择。

桃姐进老人院后的第一顿午餐，是在惊恐和陌生的情绪中度过的。老人们围着长桌坐下吃饭，对面的老人从嘴里掏出假牙，浸泡在药水里准备进餐，突然发现假牙不是自己的，大叫一声：“是谁拿了我的假牙？”另一位老人举着一副假牙颤颤巍巍从远处跑进来，“这才是你的牙！”他随即把手伸进杯子里。俩人交换了假牙，淡定地继续吃饭。

许鞍华曾经公开表示自己对电影的满意，她觉得属于《桃姐》的调子既冷清又热闹。画面和气氛往往呈现的是反差：老人院里一幅末日气象，可同时也有温度；你觉得好笑，其实那里的人又很惨。

金婆婆是桃姐的院友，重男轻女，心心念念全是儿子，满腹委屈的女儿支付她在护老院的所有费用，每次来探视都要大吵一架。金婆婆晕倒在厕所里被送去抢救，护老院的老人各怀心事，目送救护车离去；最后老人去世，女儿哭着到老人院收拾遗物时，坐在一旁的老人们反而面无表情地搓麻将。

作为一部深入的社会性电影，片中某些情感带来的触动很难用其他电影中兔死狐悲的代入感或者移情效应来表达。尽管很节制，《桃姐》还是用一种近乎残酷的白描方式展现了暮年这一生存状态。

其实地球上很大一部分人正经历同样事实，60岁一过，不定什么时候，改变人生轨迹的大事就会一桩连一桩。就像70岁的桃姐，早上还麻利下厨卤牛舌，到了晚上就突然中风倒地了。相像的事早晚要发生，谁也逃不了，可能排列组合的方式各有不同，结果却都是大同小异：家庭渐渐空巢；扇老无风，人老无用，工作机会不再；配偶和亲人要么重病缠身，要么早早离世；家中也好，社交圈里也罢，地位一落千丈。

不想面对的不只是老人。我们身边有太多这样的故事，当脆弱猝不及防地到来：妈妈矢口否认她已经羸弱不堪，直到发生一场意外；父亲摔脱了髋关节，直到房子差点就烧成了废墟，直到有贼摸进了家门，直到家政工留意到地毯上老是有除不净的污渍并且抱怨说她实在没办法再清理下去，这时候孩子们才开始直面和担忧，父母实实在在地老去了。

但每一个苍老的身体里都有倔强的影子。中风后的桃姐会本能地拒绝来自他人的关照，即使是与自己情同母子的Roger。其实这与很多父母的心态是一样的，既留恋着天伦之乐，又不甘成为儿女的负担。社会上长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恐老症”，那些供老年人阅读的杂志封面上，总是印着些貌似保养得宜的模特照片，其实这只是商业社会里肆意横行无所不在的一种销售理念，老人的生活质量必然随着年龄增长而日益下降，但他们费尽力气苦苦撑持。你看桃姐，中风之后总说没事，不允许搀扶，不坐轮椅，有点康复了就想着自己去坐小巴。

如果说电影拍到这里，只是展示老年生活里不由人的浅显苦涩，那导演也就没有什么高明之处了。当桃姐病危再次被送进医院，Roger叫来牧师，三人的手拉在一起为桃姐祷告。接下来医生告知Roger，桃姐的病难以治愈而且器官正日趋衰竭，问他是否要考虑停止用药。Roger沉默吃完泡面打完一通电话，对医生说，“我明天要出差去内地一周，如果这期间桃姐有不测，不用等我回来，直接送到殡仪馆。”

许鞍华没有拍桃姐弥留时的煽情戏，《圣经》里说“生有时，死有时，笑有时，哭有时”桃姐自己加上了两句，“吃奶嘴有时，进棺材有时”。绕来绕去几部电影，许鞍华其实想表达的不过都是一种叫香港市民精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