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胡家源 今年两会上有医院人士透露，卫生部刚刚做完上调医生手术费和护士护理费价格的调研，并希望今年尽快出台方案予以实施，因为医疗卫生劳务价格多年没有得到适当调整，挫伤了医务人员的积极性。

类似的表态也见诸对卫生部部长陈竺的采访中，他认为现在要撬动价格机制改革，原来有以药补医，因此医疗服务价格被扭曲，现在要把过低的护理费、诊疗费、手术费提上来，有降有升，总量控制，调整结构。

诚然，公立医疗机构卫生劳务的名义价格一直受政府控制而相对偏低，是一个客观公认的事实，但这并不代表着医生和护士的劳动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类似“天价挂号费”、“医生红包”和“手术红包”等现象的出现，正是人们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在正常价格之外的市场定价，亦可看做是市场对医疗卫生服务业者的真实定价。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这种真实定价一方面是对政府扭曲价格的正常反应，另一方面很显然也是对医疗供给不足的无言声讨。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实际的灰色收入部分并没有被纳入到医院的整体收入结构表中，用于提高医务人员的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反而成了一股隐藏于公开透明价格体系之下的暗流，并在公立医院错综复杂的管理体系和利益格局中进一步固化和强化。

如果卫生部和医院管理层提高医疗劳务费的初衷，是希望把这股暗流纳入到受政府财政补贴的公立医院账本中，使之公诸于世接受民众的监督，那未尝不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但问题在于，该由谁来为这部分超出名义价格之外的医疗劳务定价？如何来定价？

站在公立医院的立场上，这事很简单。公立医院的收入来自政府拨款、药品加成和医疗收费，作为非营利性医院，既然新医改要求取消药品加成，而来自政府的拨款不可预测，那么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以支定收”，也就是说，医疗劳务的收费应该是医院整体支出和医院收入前两者的差额，至少不能比这少。换句话说，如果来自政府的财政补贴不相应增加，那么医院的整体支出提高了，医疗劳务收费必须也跟着提高。

站在卫生部的立场上，事情就有些棘手了。药品价格和医疗收费是新医改着力解决的民众“看病贵”问题的硬币两面，目前取消药品加成的政策只是把“葫芦”勉强按了下去，医疗收费甚至收红包的现象，依然是被政府压制着的“瓢”，一旦价格放开和透明化，势必意味着医院内部利益分配矛盾的公开化，引发医生和民众更多质疑，对于进一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来说，难度更大了。

而民众最关心的则是，医疗劳务价格提高了，是否能换来更好的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能否杜绝以药养医所带来的药价畸高状况？以后还需不需要再给医生塞红包、找号贩子高价挂号？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民众的利益得不到体现，片面强调价格的“合理回归”，强调医院和医生的利益，恐怕最后很难不沦为既得利益集团挟私分肥的借口。

这并非危言耸听。目前以财政拨款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的公立医院，依然是中国医疗市场上的主力军，国家对于新设立各种体制的医院持谨慎态度，造成医院市场仍缺乏活力，综合医院数量增长缓慢，2009年甚至出现负增长。即使算上民营医院，中国医疗服务的供给也远远未达到满足民众需求的程度。

2009年开始的新医改，虽然把准了公立医院垄断供给的主脉，却迟迟未动刀，三年来更多是在弥补第一轮医改造成药价飞涨带来的创伤，试图以政府补贴或是医疗收费替代药品加成，用行政性指令压制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而不是正视和直面医疗供给严重不足的现实。

医疗劳务价格的改革，如果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贸然启动，难免失之草率。一个缺乏竞争的市场所带来的问题，可能远比它所能解决的更多。是否放开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各种政策限制，是否打破公立医院在温室中成长的垄断地位，让市场在竞争中寻找价格，这才是有所经历的成熟的改革者所要面对的真实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