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华提/文 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人们注意到，《意见》完成的日期是去年3月23日，并在内部印发，时隔一年多向社会公布，足见高层的审慎态度，也表明向社会宣示改革决心及寻求公众支持的意图。

从《意见》对改革目标的描述看，改革贯彻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的精神，符合现代社会的治理理念；从改革涉及的利益主体看，则牵涉126万家事业单位、4000多万事业人员。因此，《意见》甫一公布，立即在社会激起强烈反响。

事业单位汇集了中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专业技术人才，拥有数万亿元国有资产，涵盖教育、卫生、科技、文化、新闻出版等主要公共服务提供部门，是中国最大的公共服务部门，消耗了地方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事业单位的改革未曾断过，然而，不但成效甚微，反而“事业病”愈演愈烈，以至于成为腐败高发区及公众不满集中领域。改革设计者对于事业单位改革的难度显然有清醒的认识，因此在《意见》中有“攻坚克难”的表述。

近年来，关于“改革停滞”的舆论不乏市场。具有实质性改革意味的事业单位改革，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年、政府财政收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重新出发，时机选择可谓恰到好处，应该可以让人们重拾对改革的信心。

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分析公众舆论的反应，对于事业单位改革，公众的心态是普遍叫好但却信心不足。一方面，人们认为，事业单位改革的重要性不亚于农村改革与国企改革，是中国迈出的社会改革的重要一步；但另一方面，人们却认为，事业单位改革不会取得后两者那样的成效，甚至悲观地认为改革最终会完败者也不在少数。从门户网站、微博上对事业单位改革消息的海量评论中不难看到，对于事业单位改革不看好的舆论，竟为主流。

一项好的改革，为何不被看好？归纳不看好的主要理由，是特权和既得利益会成为改革翻不过去的火焰山。尽管网络舆论不被官方承认为主流民意，但不容否认，海量的评论总归具有相当代表性，值得倾听。

细察公众的担忧，不可谓没有道理。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最成功的改革都是危机倒逼出来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不得不改。由于改革的动力来自于人的底线需求——生存意志，所以往往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效应。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莫不如此。很少有在日子过得还不错情况下的主动改革。此次事业单位改革的动力到底有多强，公众存疑，符合常识。

考虑到特权与既得利益问题，公众的担心则更难说多余。

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的大学首先是一笔庞大的资产，更有上至副部级下至科级无数大大小小的乌纱。如此大的利益，都掌握在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此，手握权柄者是否愿意实现“管办分离”？即使分离，分到哪里？在国有体制一成不变的情况下，所谓管办分离，如何避免不过是“换个婆婆”的结局？

报载，北京市对医院曾经试行过管办分离，但医院管理局局长仍由卫生局局长兼任。管办合一的动力与惯性，不可谓不强。而一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老总在政府高官之间的经常性游走，更让人看到中国政、事、企之间事实上无法割断的联系。

据统计，目前仅由中央部委所属、名为事业单位但事实上事企不分的单位，即达6000余家。这些单位，你与它说市场，它与你谈公益；你与它谈公益，它与你谈市场。脚踩行政与市场两只船，非驴非马，既损害政府形象也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公众对之早已厌弃，但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部委愿意放弃。

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也让公众对事业单位改革不敢乐观。

一些部级单位下属的媒体，多年来以摊派为生，根本缺乏有效阅读，社会上流行已久的“防火防盗防记者”民谚，事实上所指的就是此类媒体的记者。但是，这些媒体，却被赋予“占领宣传阵地”的使命，即使其影响舆论的能力早已微乎其微，但却屹立难改，原因不过是“阵地意识”为其撑腰。

上述因素的存在，公众对事业单位改革缺乏应有的信心，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显然，要保证事业单位改革的成功，技术还不是最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旧有观念的藩篱。

具体而言，需要改变对一些行业性质及功能的认识与定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理念固然很好，但具体哪些属于政府，哪些属于市场，哪些属于社会，仍然需要正本清源，一一厘清。

教育与媒体，都负有教化之责。一个根深蒂固的意识是，它们都应该由政府包办与垄断，但事实上，这不过是近现代以来才形成的传统。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上，道统与政统是分离的，各司其责。这种传统与现代世界通行的社会治理理念不谋而合。只有重回这个传统，才能从根本上划清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而只有边界清晰了，事业单位的改革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否则，在旧有的窠臼中腾挪，终究行之不远。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