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以培与三峡老人在一起

流放者归来  白墨/文

“这一代人之所以迷惘，首先因为他们是无根之木，在外地上学，几乎和任何地区或传统都失却维系。”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归来》里如此分析上世纪20年代美国一代青年迷惘的原因。那是美国经济开始飞速发展的时期，社会的各个行业，出版、戏剧、新闻、金融等行业，在1900年以后开始集中纽约，地区传统开始消失，美国成为了菲兹杰拉德笔下所描述的最放浪的、最华而不实的纵饮欢乐的年代。

考利称那为除根的过程，经济的集中，大都市的崛起，大学教育的迷失，使那一代年轻人失去了精神和物质上的根，理想青年在那种商业社会里，成了格格不入的局外人，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不找不到满意的工作，要不踏进社会，富有才华但极少建树。

“年轻人该怎么办？”大家都在问这个问题，“在这个伪善而压制人的国家里年轻人没有前途。他应该乘船到欧洲去，在那里人们懂得怎样生活。”漫长的除根过程后来达到了顶点。在纽约的码头，“法国轮船公司码头形成了格林威治村的边界。一等到有足够的钱购买船票，他们就漂洋过海到欧洲去了。”他们希望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样就可以把问题扔下不管。

80年代之后，经历了文革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被同样完成了除根的过程，他们同样走到欧洲、美国，去染上旅行的恶习。王以培就是其中的一员，带着对兰波这位“通灵诗人”的敬仰，带着对波德莱尔虚幻的梦，他在法国深受震撼，但那种震撼仍然无法钻入内心。他想寻根，但和八十年前美国的年轻人面临同样的问题，远方的国家回得去吗？

一战之后的美国，改革开放的中国，都面临着同样的经济盛况，整个社会变成被效率、标准化、成批生产、机器——这种敌人统治着的国家。人的消费道德观和社会价值观逆转了，家乡改变，流浪者“发现自己也大为改变、失去了根，以致你的家乡拒绝你回去，拒绝让你参加家乡的共同生活？”2000年的中国，长江，中国文明的起源之地，一座巨大的大坝将改变从小在长江边生长的王以培的故乡，这撼动了他还存在的“童年之乡”，这是他唯一的记忆与根，他带着寻找和记录的“忠诚”，毅然地回到了故乡。以下是他自述这段流浪和归来的故事。

《流放者归来》
（美）马尔科姆·考利/著
张承谟/译
重庆出版社
2006年10月

长江把烟村与世界连成一片，我因此懂得了江河、故园对于人类的意义。

——《烟村》

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事件之后，其实我们那代人都经历了一个自我放逐的过程，只是那之后，我把自己给找回来了。

这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不只是个人的主观愿望，也是机缘巧合。我在中国和世界各地流浪了十年，总觉得心里有些事情过不去。我先是去了云贵川，后来去青海、西藏、新疆。这段旅程的开始是1990年去敦煌，那年我研究生毕业。1991年和独立戏剧家、诗人张广天一起去流浪。

后来就出国，第一站去的美国，1997年在美国待了一年，1999年在法国待了一年。各地旅行中，也是一种寻找，寻找自己的归属，也重新认识自己。

我大学专业是学习西方文学，在欧洲旅行的时候，我看到西方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么重视，为什么我们国家就这么挥霍自己的文化呢？那种感觉在欧洲尤其强烈，什么叫文明？什么是文化？我们都把自己的根本丢了。另一方面，我发现我离不开母语。在国外，我觉得一个人使用母语，是那么幸福的一件事。

2000年，我去了庞贝古城，后来追寻庞贝古城的历史，我发现当时有个地方官，叫小比利牛斯，他给上级写了封信，汇报情况。这封信成了这场历史事件唯一的文字资料，所以是最珍贵的，当时我深受震撼。后来听说三峡大坝建成，要开始蓄水，突然觉得这件事和我有关，当一个灾难，大的历史事件来临的时候，人们都在奔逃，我要把它记录下来，于是就回来了。我对三峡几乎一无所知，但为了做这件事，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100万人要搬家，全世界人都知道。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却被那么轻描淡写。三峡大坝蓄水，牵涉到我的命脉之地。某种程度讲，我为了记录长江沿岸即将消失的历史文化回来，那么多年游历、流浪，就是想寻找那个目标。如果找不到三峡，我还会继续走。

长江的旅途从2001年开始，我从南京出发，坐船到重庆，然后从重庆一站站往下游走。我当时也不知道走多久，现在一晃就走了十年。

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文学梦想。小时候我父亲给我讲很多作家的故事，我记得他说普希金很多年一直沿着伏尔加河采访写诗，托尔斯泰为了写《复活》，一次次去监狱。我自己找到的是长江三峡。这种感觉是不同的，我在法国的时候去巴黎圣母院，被那种历史和宏伟深深地震撼，但那种震撼没有钻到心里去，但我一到长江边就被感动了，那是一种敬畏，找到了个人的信仰、归属。

从重庆一站下来，云阳的张飞庙、奉节的人民广场、刘备的永安宫等等地方我都去了。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去多久，会是什么概念，这也是一个逐渐了解和深入的过程。当时从国外回来前我就想要回到我的家乡，当时我想应该写些像兰波的《地狱一季》、《彩图集》那样的诗歌，后来发现题材不一样。于是我开始做其他尝试，想考验下自己现代汉语的潜力和极限。于是我就模仿《红楼梦》里写菊的诗歌，写访白帝、问白帝、哭白帝。我想要穷尽一切汉语的可能性，后来以“日月梦隐映魂灵”每个字为首，写了七首诗。那时我也反省80年代，我们满脑子都是王尔德、波德莱尔，都是一些虚幻的东西，最后梦都碎了，文学也都放弃了。当我重新找回汉语时，我想我必须重新找回一个载体，我不能从外界去找。顾城、海子为什么活不下去了？因为他们的自我是假托在一个虚幻的事情上的，这种死亡我们非常能理解，当时叫我们死很容易的，因为精神上很痛苦。

第一次去三峡的时候，看到什么我就记录什么，用文学的方法来记。因为将来所有这一切几乎都要沉入江底。当时就是感觉一个人生活在将来的、未来的江底那种感觉。

后来走到一个地方叫新田，这个地方的人有个说法，“后人发不发，全看祖坟埋得好不好”？我以前一直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一种迷信，后来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其实是一个寓言，一个符号，一个暗示，那就是，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民族，如果不安顿好自己的祖先，就没有未来。

再说当地的另一个说法，“九朵莲花三枝藕”，就是三条溪流绕着九座山丘而行。风水先生看到这个真谛后眼睛就瞎了。我听了后想，这么熟悉，这不是和希腊神话里的俄狄浦斯一样吗，他猜出了那个谜语：什么东西，小时候四条腿，大了两条腿，老了三条腿。他猜出了斯芬克斯的谜语，然后斯芬克斯跳崖，他当了国王。因为我自己是学西方文学的，我有了这个背景再去就看到了一种很惊人的默契，我就想我们的文学也应该是从民间的故事，民歌来的，所有我在白帝城收集了大量的民间故事。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文化的故事、我们看西方的故事觉得了不起，觉得我们民间的故事是迷信，可其实是一样的，一样了不起。古希腊的民间故事，是他们文化的发源，我们的民间故事却被轻视。古人看自然的眼光很有诗意，这种诗意在现代人中间丢了，我们只能看到这里有石油，那里有天然气，都是利益，资源。

《烟村》
王以培/著
作家出版社
2009年6月

2009年我写的长江民间故事的小说《烟村》出版，这本书我写了八年，花了我很大力气。在文章的末尾我写了一首长诗，那是我的理想，用当代汉语写出最好的诗歌。实现这个理想，就需要旅行，需要基因，需要传统。

我一开始游历长江，只是发现长江的文化，后来我发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是一个长江文明养育的人，长江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一样？以前泰戈尔讲过，古希腊的文明，是城墙围起来的文明。印度文明，是森林里的文明。他们回归森林，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文明是河流的文明，两河文明。河流与森林是一样的，“九朵莲花三枝藕”，这是审美的眼光，和自然是和睦相处的。

90年代流浪时，我写过一首诗：出门的时候/带着伤和梦想/归来的时候，伤口变深，梦想变辉煌。十年游历三峡，我找到自己的归属，也是千辛万苦，渐进的过程，这也是一个人把自己找到的故事。

这十年来我出版了不少书：《白帝城》、《新田白水溪》、《三峡记忆》、《烟村》等等，包括花了整整两年时间翻译的《兰波作品全集》，但这些书印量都很少，我也不去宣传，因为我在北京的日子，不上网，也不上微博，我和时代保持一个距离。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保持距离，怎么做到的。但我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说，我顺从我的天性，这是根本原因。我没有丢掉我的元真之气，没有丧失我的天性，也就无需刻意保持距离。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所以我对我的文章被阅读和评价与否完全不在乎。我父亲是学历史的，他以前经常教育我，相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变迁，相对于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深刻性来讲，我们的文学和历史反映他们的程度，百分之一都不到。这个时代非常丰富和深刻，我们表达的太有限了。

我父亲1923年生，叫王觉非，是南京大学研究英国历史的。我父亲对我影响很大，但我要走自己的路。他写过一本书，叫《逝者如斯》，里面讲到他中学毕业后，从安徽徽州和一个同学一起，背着书包去重庆考学，考上了蒋介石的中央大学。他们走了一百天，除了飞机，什么交通工具都坐了。

他跟我讲为什么学历史，日本投降以后，他看到一个日本兵，脱下军装后，和普通人一样，他就想，为什么被绑架成战争机器之后，一个这么普通的人就变成一个杀人恶魔了？他就想人类历史怎么发展会变成今天这样，这个人间悲剧怎么产生的。他经常从这些简单的生活看法去寻找历史。

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英国人研究自己的历史，研究了几百年，我们只研究了五十年，怎么和他们比呢？可以比，因为我们有切身经历，切身体会，我们对英国革命，对中国革命，眼见过流血成河，经历过被入侵，经历过内战、文革、反右，这些都是亲身经历，我们对人类的历史有深切的了解。

80年代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我当时也可以出国，但是不甘心就这么走了。当时出门就碰到了一个印度教的传教士，给了我们大量的经书。他的道理并不复杂，人是灵魂，不是肉体，认识到了这点，人就该从事奉献服务。

翻译兰波，是我大二的时候在北大听一个老师的课。她叫金丝燕，讲法国象征主义作家。在她课堂上我第一次听到兰波，这个老师非常棒，讲课神采飞扬。后来她移居巴黎，我到巴黎去拜访她，带了我翻译的兰波的书，我说，金老师我听了你的课，来交作业，就把兰波的译文给她了。正好那天北岛也在她家，我喝醉了，还教训北岛，我说祖国最需要你们的时候，你们都跑了。后来酒醒了，自己惭愧得无地自容。

“一个诗人，要为保持自己的精华而饮尽毒药。”兰波曾经这么说过。一个人要保持自己的天性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人就该自成一体。不管怎么变，我有我的rolling stone。

兰波是按照自己的天性活着，他没有刻意去写，也没有刻意不去写，他就是顺从自己的生命，把文学和生命结合在一起，用他的余生，去写了后半首诗歌。只是没有放到文字里。他后半生真的有诗意。我写作的方式也是，真正的身体力行。这个时代的人，爱看不看。你自己要有信心，我的作品，是要献给祖先，献给孩子们的。

王以培，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

著有：《寺庙里的语言》、《大钟亭》、《游吟》、《白帝城》、《新田白水溪》、《烟村》、《三峡记忆》等。

译作：《兰波作品全集》、《小王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