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走后

章敬平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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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经历过戴帽的屈辱，你也难以理解“摘帽”的意味。1977年5月13日，一生看重“人的尊严”的章乃器，带着残缺的尊严，以一个“摘帽右派”身份，不情愿地离开了人世。

章乃器，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人物，今人关于他的模模糊糊的印象，来自史上著名的“七君子事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山河破碎风飘絮，卖掉小洋楼支持抗战的章乃器，和他的另外6个朋友，抨击国民党独裁统治，呼吁国民党停止剿共，组成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忙于剿共的国民党恼火了，把他们7个人送进大牢，同情支持他们的人们，将章乃器和他的朋友尊称为“七君子”。

除了模模糊糊的“七君子”事件，今人对章乃器这个鲜活的声明可能知之甚少，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的章乃器，是解放前上海赫赫有名的金融家，社会名流，风流倜傥，特立独行，性情率真，脾气倔强。尽管坐牢，部分是因为亲共，章乃器并没有加入共产党，建国前夕，他和三两个朋友，组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共做起了朋友。当中共在天安门城楼披红挂绿，鸣炮宣告新政权的诞生时，他们没有忘记这个老朋友，不但委以粮食部长的重任，还给他戴上了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代表的红帽子。

一时间，从香港返回大陆参与新政权的章乃器春风得意，岂料，天有不测风云，好景不长。章乃器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遇到了大麻烦。中共最高领导人点了他的名，说他是右派的“老祖宗”。伟大领袖“金口玉言”一出，“右派”这顶帽子从此成为压在章乃器头顶的一座大山，将他做人的尊严，压得粉碎。

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诞生的名词，指的是那些坐在议会右侧席位的代表，他们拥护君主制，赞成贵族特权。在中共领导人将“右派”这个名词，当作一顶帽子扔在章乃器头上的时候，“右派”意味着反动。反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将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这些“四类分子”一起，沦落为政治贱民，成为“黑五类”，成为“地富反坏右”中的一员。

尊严，在他成为政治贱民的这一刻，荡然无存，他口口声声念叨的宪法赋予公民的政治权利，统统见鬼去了。他所在的民主党派见风使舵，开除了他的会籍。何止政治权利，人身权利也无从谈起。70岁那年，他在回忆录中说，挨打，是家常便饭，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他，还有人试图用辣椒水灌他的鼻腔。

那时那刻，谁要跟章乃器说“尊严无价”，他可能会嚎啕大哭。现实告诉他，他喜欢反复引用的宪法几成废纸，他挂在嘴边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笑话，他所主张的尊严，不但很廉价，有时候还不名一文。

章乃器对尊严的捍卫，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中共最高领导人提到他的时候说，“愿意带着花岗岩脑子去见上帝的人总是有的”。他说，人民代表可以不当，委员、部长可以不做，人还是要做的。做人，就要捍卫人的尊严。可是，右派哪能算人，能有什么尊严，什么粮食部长，什么全国政协常委，在“反右”斗争中，不过是一个过街老鼠。一浪高于一浪的批斗中，他不再是什么“七君子”，而是“四大右派”，人人喊打的日子里，就连少不更事的儿子，也被人怂恿着，在批判大会上与他“划清界限”。

现实的险恶，究竟在章乃器的心田激起多少波澜，隔着历史的尘埃，已经难以揣度，可以肯定的是，在生活压力和生命尊严的夹缝中，他很挣扎，很痛苦，很扭曲。有一天，中共一位领导人找他谈话，请他“服从组织”对他撤职的处理，他为自己辩解，说到一半，扬长而去。回家的路上，这个“四十万右派中的硬汉子”就后悔了，又给那个高官写信“请求原谅”，向他“伸出救援之手”。

晚年，不堪政治折磨的章乃器，好像慢慢低下了高贵的头颅，不再纠结于尊严的有无和大小。1975年，中共释放战犯，不想再做反面教员的章乃器给中共最高领导人写了封信，言下之意是，他们都能特赦，我比他们总好多了吧。党的代表很快来了，年过古稀的章乃器，承认自己犯了错误，就这样，这个当初坚决不肯在右派结论上签字的章乃器，这个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右派”的章乃器，摘掉了“右派”的帽子，但是，党的代表没有宣布为他平反，这一点让章乃器颇为不悦。按照当时的说法，这叫“摘帽右派”，怪怪的，叫人难受。好在生活费提高了，要不是四人帮捣乱，他还可能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呢。

他本来可以等到英雄归来的日子，可是身体不允许。1977年春天，病入膏肓的“摘帽右派”章乃器，告别了这个80年来给他无上荣光又不尽屈辱的世界。不敢张扬的人们为他开了一个一分为二的追悼会，一方面肯定他“在历史上为人民做过好事”，另一方面指出他“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生前，对于批判他的人，他说过，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亲自下手令，给他官做，他也没干，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对他的灵魂判死刑，他绝不接受。现在，他的灵魂还得接受这一点。完全摘除“摘帽右派”的帽子，还要再等三年，等到拨乱反正的中共中央为他彻底平反。

海峡两岸的历史有时候存在惊人的相似。章乃器去世那年，台湾也发生过一次摘帽的事。时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在一份绝密文件中，用红笔删除了“矮邓”的字眼，而后对他的秘书说，以后，这类侮辱大陆领导人的字眼不要再用了。矮邓，就是邓小平。出于对中共夺取政权的忿恨，国民党的政治文件中常常用各种侮辱性的词汇，指代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因为身材矮小，被称为“矮邓”。遗憾的是，蒋经国为邓小平摘帽主要原因不是敬畏人的尊严，而是他对两岸关系有了新的政治主张。

重新掌握中共政治大局的邓小平，和他的政治伙伴们，为什么发动摘帽运动？是因为政治主张，还是因为人的尊严，抑或兼而有之？无论如何，摘帽在章乃器辞世后几年，成了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成千上万丢掉“地富反坏右”帽子的政治贱民喜极而泣。

如今，你可以从平等、人权、和宪法的角度审视这个荒谬绝伦的“种姓制度”，但是，我想立足于“人的尊严”来考察章乃器的不幸。虽然我们的国家已经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了宪法，一些致力于法学研究的人们并不觉得事情可以到此结束，他们发表论文，倡议国家将“人的尊严”写入宪法。从法理学的角度，要不要这样做，是可以讨论的。从现实出发，我觉得是有必要的。为什么一部分西方国家将“人的尊严”，在“一战”、“二战”之后，由伦理问题变成了法律问题，还不是诸如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惨绝人寰吗？同样，鉴于章乃器的悲剧，鉴于“右派”、“四类分子”、“黑五类”、“二十一种人”还历历在目地存活于许多中国人的记忆，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够将“人的尊严”法定化，白纸黑字地写入宪法。

这样做是因为，“人的尊严”犹如“皮”，“人权”则是“毛”，没有“人的尊严”，奢谈“人权”，岂不成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笑话。正如上世纪60年代初坐在火山口上愤怒莫名的章乃器，在呈送全国政协的那张纸片上所道：“当一个人的人格尊严得不到尊重的时候，还能谈得到什么人身自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