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建锋 民间学者熊伟在乌坎居住、参与组织选举，长达3个多月，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其有所争议。
有的官员在选举现场对其不置可否，陆丰市一位民政官员则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熊伟的做法把乡村治理制度设计上的一些问题暴露了出来，熊伟提出的村民代表被村委会操纵、村委会不召集村代表会议，这个问题其实民政部门也在递交报告向上反映。
而民间，乌坎村有熊伟的铁杆支持者，也有不少反对者。不久前，熊伟与乌坎村民张建兴还在微博上争吵反目。2012年4月，记者第四次来到乌坎采访时，张建兴解释，自己与熊伟存在观念差异，有所误解。熊伟实际上帮乌坎村民在选举安排上讨还了更多的自主权，或者说，镇政府虽然有意继续大包大揽，但由于熊伟出谋划策，政府逐渐学会了尊重村民的做法。
杨色茂认为熊伟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他更希望熊伟把自己看作是“顾问”。林祖恋高度评价熊伟作用“功不可没”，但也指出，其作为外来者，介入方式还不够成熟，有时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人事上也没有完全掌握好介入的分寸。
对此，学者并不从成败角度考虑，他们认为参与本身便意味着政府与民间的双重进步。这进步来源于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广东省经济发展较快，基层矛盾凸显，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而政府的应对能力总是有限的，必须强化提高社会自治程度，组建和完善社会组织体系。
“熊伟去乌坎帮忙，并且获准留下来，是一个好的方向：民间组织或者学者个人开始参与到冲突最尖锐的基层的治理。”中山大学教授郭巍青对记者说。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也对熊伟主动介入和有关方面容许的态度表示赞赏。他认为熊伟在乌坎，不仅是提供智力支持，最重要的是他代表社会组织介入治理，不论他最后是成功还是失败，存在本身就是意义。
“民间学者和社会组织参与基层具体事务的管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一切全包的思维方式，不再是一切都必须由政府安排才算数的行为方式。”中山大学学者陈江华说，“这个时代，社会需求极大扩张，政府想揽也揽不下来，只有放手让更多的组织提出意见、参与管理。这本身就是‘还权’。”
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南方日报评论员周虎城表示，乌坎事件中，省内外学者在广东省委决策过程中组织学者讨论提建议，之后又有人介入乌坎村的治理，这本身便是大事，在本质上是一种治权共享，只不过还处在早期阶段、稍显稚嫩而已。
惠州市龙门县县委调研室主任胡著好以为，一个组织严密的综治信访维稳系统，是确保放开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初期，不会因为政府和社会组织经验都不足而出事的基础之一。广东省之所以能大力推进社会建设，将一部分权力归还给社会组织来实施，也是因为近年在处置基层危机中，学会了一套保持快速反应、综合维稳的办法。
虽说社会舆论和广东省官方，已经在归还治权、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管理上，做了多重准备，但正如熊伟介入乌坎治理显得稚嫩生疏一样，广东省目前正式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中，除行业协会外，成熟的不多，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
公民培养者
乌坎事件中，村民最大的失误是9月21日那天有“打砸”现象出现。这是林祖恋等乌坎新任领导者的共识，也被中山大学学者陈江华认可。
陈江华曾在台湾考察了几个月的社区大学，他以为，台湾公民社会的形成，与社区服务机构关系密切。“与老百姓一起学习，学会摆脱暴力思维，学会讲道理，学会谈判，学会妥协”，这是促使他参与创办中山市古镇社区学院的初衷。
中山市古镇，是闻名的灯饰之都，是国内最大的灯饰专业生产基地和批发市场，全镇年工农业总产值200多亿元，税收10多亿元。这里的居民，绝大多数从外地来，或开店设厂，或打工。一个镇上，能竖起数家五星级酒店，却深藏着治理危机。
本地人坐拥财富，却在外地人看来文化水平不高，而本地人歧视外地人穷困，不肯通婚。
2010年，古镇副镇长官华有鉴于广东其他地区外来工群体事件频发，外来工对古镇的归属感欠缺，而本地人社会责任感不强，对公共事务、公益活动的参与度不够，遂想创办一个机构，由政府出资购买服务，专业地深入社区，为社区治理探索路径。
官华找到学者高战，高战找到此前专门调研过台湾社区大学的陈江华，陈江华说，自己当时也正欲将培育公民社会的想法付诸实践。
2011年3月31日古镇社区学院揭牌成立，由古镇政府出资向中山大学购买服务，中山大学以派出学者主持和讲课、带领社会实践、推广社区服务、培养本地志愿者团队的形式，提供产品。
他介绍，学院通过组织外来工参观寻访古镇人文旧迹，感受古镇文化；通过办学，让本地人亲眼见识到外来工的朴实优良。“学院对所有人免费开放，一年吸引了4820人参与，固定学员有1229人，每个人还能影响到至少两三个家庭成员。开免费课程培育技能在其次，最要紧的是让所有能影响到的人，打破地域属性的鸿沟，学会沟通，学会与他人共处。让本地人与外来工交成朋友，培育一些不分来源地的志愿者队伍。”
经过一年的努力，学院已经形成了影响，下一步。要把社区学院办到村里去。前期调查已经在做，初步计划每个村都设一到两个点，以更贴近地提供服务。陈江华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巨变时期，公民社会的形成却前景堪忧，社会中坚力量，如果不能摆脱清谈，不能主动参与到构建理性和平的公民社会，社会很可能会陷入民粹主义的深渊。
组织孵化器
中山社区学院这样的组织，从创立之初就拿到政府的服务订单，因而资金使用充裕。但记者在广州、深圳、东莞等地调查了解，许多新注册的组织，因缺乏资金来源，未能竞争到政府的订单，处境艰难。
对此，广州市和东莞市采取的办法是，选择一批新成立的组织，为之提供办公场地、办公设施和补助部分人员经费，即政府搭建孵化器平台。在此平台中，组织最多可以留驻两年。
这类组织多为社区服务类，诸如爱苗、瓦蓝栈、天使家园……
东莞市将可以纳入孵化基地的组织，分为萌芽型、初创型和支持型。萌芽型着重强调其“宗旨方向正确、公益服务性质鲜明、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处于酝酿阶段”；初创型，则着重强调其社会需求高、发展前景好、服务潜力大；支持型，即指发展比较成熟并更够为社会组织提供服务具备带动作用。对这三类组织，既提供政策、更提供资金和组织运营机构的支持，据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透露，东莞市已经通过一项决议，拿出1000万元财政资金用于社会组织建设。
深圳市，则在2009年，从上海引进了上海“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恩派），2010年1 月8日“深圳恩派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成功注册。深圳市采取的是政府在深圳市社会组织孵化实验基地，购买恩派的服务。
当年，由恩派选择了6家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包括办公场地、办公设备、能力建设、管理咨询、财务托管、协助注册、组织评估、筹资中介、信息共享等支持性服务；另选定4家公益组织提供上门孵化服务，包括能力建设、战略咨询、组织评估和资源平台搭建。
中坚力量尚薄
2011年8月，东莞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可以直接注册登记。曾多年从事助学公益活动的张坤得知消息后，去申请登记了“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工作人员将名号上报，省民政工作人员认为“千分一”的名号有诱导强制之嫌，要求张坤改名登记，张坤拒绝。此事被媒体报道后，9月，省委书记汪洋做出批示，推动“东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务中心”注册成功。
这消息一经传播，广东省的基层社会组织登记出现快速增长，东莞市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在半年多时间内增加了56家。
但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发现，这些组织绝大多数资金薄弱，有的甚至没有启动资金，完全依靠政府提供的孵化基地而存在，包括社会需求旺盛的聋哑人服务和防家暴类组织。
东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干部告诉记者，在政策可以直接注册登记之后，工作人员是逐个打电话邀请过去曾提出申请的组织来登记，其中不乏有筹款能力的。但现在，绝大多数还太弱小，必须依靠政府扶持。政府扶持的办法，一方面通过与深圳恩派合作组建了东莞公益创投，一方面还提供孵化基地。
而张坤领导的“东莞千分一公益协会”，自从2011年10月1日注册成功后直到2012年2月，一直没有正式运行。张坤告诉记者的理由是：一、理事会内部认识存在差异，是坚持过去的单纯搭建平台、由捐助者自己与学生实施捐助，还是改换模式，接收社会资金，直接成为资金拨付者，争议颇大；二、对管理者有担心。张坤自称过去多年一直做外省助学，与东莞市历任主政者的慈善理念不合，曾屡受打压，一旦法律法规不熟悉或者资金运行出漏洞，便会被击得粉碎。
张坤注册成功前，其团队是成熟的民间助学组织的代表，但注册成功后，反而跌落到稚嫩的困境，缺乏智力支援和组织协助，这实是社会组织的另一重处境。
顺德市大良区的社工服务，部分由“启创”获得，3月，其服务人员告诉记者，顺德注册成功的社工机构很少，主要是如果拿不到政府购买服务的订单，生存就会非常艰难。而且，即使政府购买服务支付的资金，还需要缴纳税款，社会组织的需求空间很大，但支持力度仍然有欠。
东莞的一位资深公益人认为，现在缺乏制度严密的到位的监管，有了钱很容易出问题，许多民间组织没有长远的规划，管理混乱、财务不透明，缺少真正的专业人才，甚至连像样的项目计划书都做不好。现在有的公益团队最缺的还是领导艺术与管理能力。
4月中旬，记者就此采访了广州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杨海清，他表示，问题是双向的。一方面是很多新的社会组织缺乏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却是人才匮乏，有很多社会需求，缺乏好的人才来做事，这比资金问题更大，而且一个好的社工人才，必会形成良好的资金筹措机制。当务之急是希望社会高素质人才，能够放低身段，参与建立和引领社会组织。
5月消息，为培育发展民间组织，广东省财政立项安排了省孵育专项基金。广州由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立项安排5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用于培育50个公益性社会组织、资助50个公益项目，并对市级行业协会实施财政专项补助制度。深圳社会福利公益金安排3760万元作为社会组织发展专项基金启动资金。
社会大枢纽
2012年2月27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全省社会工作会议上表示，要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打造成为枢纽型社会组织。
事实上，在此次会议之前，广东便已有一些社会组织，承担起了枢纽性的作用，他们不但自我发展良好，还在广东和全国范围内，帮助了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
2010年12月3日在深圳注册成立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它履行了一个大型枢纽型公益组织的角色。在2011年一年，壹基金策划了多个项目，动用3000多万元的资金，在全国范围内联合200多个社会组织来共同实施。
现任广东省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对记者回忆了壹基金这样一个大型枢纽型组织在深圳注册的过程：“社会建设应该动员社会参与，广东应该创造条件、最大限度吸纳社会力量。我们的政策法规对于民间发起成立公募基金会没有障碍，而‘壹基金’组织完善，是经验丰富的公认的好的团队，有好的理念、好的业绩，不让独立登记，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当时我跟李连杰一点也不熟悉，就是看了壹基金未来堪忧的新闻，想了一个月。后来我就给我的老领导、原民政部救灾司司长王振耀打了一个电话，我说你跟李连杰先生说说，看他愿不愿意来深圳。李连杰先生大概想，这怎么可能呢？王振耀说你去不去，行不行？他就派了一个人过来，现在的壹基金秘书长杨鹏。
“杨鹏从下飞机到上飞机回北京，总共不超过六小时，中间我陪他吃了一顿饭。我拿出了民政部跟深圳市政府签的部市协议，我说这是民政部授权我可以做这个事，因为没有政策的障碍，没有法规的障碍，我都给你办了。”
“他说还有什么，我说什么问题都没有，你把资料准备好，在保密的状态下，我给你做成。我为什么保密？因为我知道这个敏感，如果不保密的话，万一有领导说这个慎重一点啊（慎重永远是对的嘛），说完了慎重你继续办，那你不给我面子啊，这不很伤感情？有人讲，这个没有报告是不对的，我说报告绝对办不成啊，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是所有手续办完了，再报告给李立国同志，李部长说这个事情做得好。”
2010年1月在深圳成立的恩派，也是刘润华在深圳期间引进的，它的定位也是枢纽型组织：“公益组织孵化器应用‘社会力量兴办、政府政策支持、专业团队管理、社会公众监督、公益组织受益’的模式培育和扶持初创期民间公益组织发展。”
而恩派自身成立时的支持者，是由上海南都集团有限公司注资成立的南都公益基金会。
南都基金会的使命也明确表述为：“支持民间公益……资助优秀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社会创新，促进社会平等和谐……基金会的三大资助方向是：发起、支持行业发展的宏观性项目，资助支持性机构、引领性机构和优秀公益人才的战略性项目，资助农民工子女教育、灾害救援等特定公益领域的项目，同时开展指导三大资助方向的战略性、政策性研究。”
壹基金、恩派和南都基金的实例，展示了在社会组织发展极度欠缺的时代，通过发展枢纽型组织，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妙用。
据南方日报报道，2012年5月16日上午，广东省总工会牵头成立职工服务类社会组织联合会，联合会《章程》规定，未经过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职工服务组织，可申请登记为备案会员，作为本会支持和培育的对象，具备相应条件并经过合法注册登记后，可成为正式会员。
由于“工青妇”有着先天的官方色彩，他们成立枢纽型组织，是否会以婆家的身份对相关的社会组织过度干预呢？记者对社工委专职副主任刘润华讲述了采访深圳狮子会两位前任总监的见闻——深圳狮子会成立早期因主管单位过度干涉造成的种种艰难。
刘润华在回答时着重强调了枢纽型社会组织要确立市场化的原则，要在平等、互助、自愿的原则指导下。他也解释，改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只要坚持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改革的大方向，“只要我们保持向前，保持向着正确的方向，那就是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