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崔庙生 

国家是很强大的，强大到可以控制历史、控制文献记录。在这种控制下，人们只能记住允许被记住的，只能知道允许被知道的，所有不被允许的，都是没有发生的。被记住的人，怎么都得是英雄、伟人，反面派也只好权作枭雄；至于大多数人、平常人的生活究竟怎样，是不重要的，国家不在乎。于是，对于某些片断、某些场景，每个人的记忆，即便是亲历者，如果没有雷同的历史背景填充，也总有大片空白。这种遗憾，其实是历史观造成的。 

人活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没有某年某月某日某事，某人的命运不至如何……只是，嗔怪历史的时候，我们是否意识到这是在转嫁责任，把责任推到一个不会面对面向自己提出质问的“概念”上。人活着、活过，或多或少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制造者。电影里万人空巷的情节，留一二名主角在街上，却也需要一票群众演员匆匆赶往别处作为陪衬。统筹做得好的电影，落幕的时候，演职员表里会给群众留个名字，再由导演选几首心仪的音乐搭配，免得观众觉得枯燥；虽然上映的时候，影院未必完整放映，大部分观众一般提前离场，但总有一两个人愿意等着、看看。这是起码的礼貌。 

如果后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记忆，如同我们对之前某个时代的记忆一样，单一且制式化，那是因为我们允许自己身处的时代被这样记录，允许自己不被记录。因不被记录而感到庆幸的人中，有两种：觉得这个世界太差，配不上自己的高尚；干过太多见不得人的事，自己心里一清二楚。只要不是以上二种，平常人和伟人一样，有义务和权利去记录历史并被历史记录。 

关于个人如何记录历史和如何被历史记录的认识正在越来越多的平常人中形成。记录的惯例，在跟1949年这个重要的年份息息相关的两岸名人中发酵，这些人没那么平常，也不是伟人，曾长年生活在不被允许中，只想赶在人生结束前还有力气的时候，记下一些人和事，免得这些人和事被遗忘、曲解，免得自己的人生和记忆就此荡然无存。 

个人的、家人的、友人的、他人的，这股个人记录的小风潮，大陆这边从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开始，近年来还有江平的《我所能做的是呐喊》、野夫的《尘世?挽歌》、胡德平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等；台湾那边也有，白先勇式的小说、杨德昌式的电影、刘绍棠式的杂志、赖声川式的话剧、齐邦媛式的回忆录，近期出版的《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亮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原版书名《坏孩子》）也是其中一者。 

《飘零一家》的作者亮轩，本名马国光，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位了不起的古生物和地质学家——“古生物钟”理论的奠基人，致力于研究古气候与大陆漂移学说。 

亮轩写作《飘零一家》的初衷，是因为自己在年龄上步入老年后，常常想起当年的父亲，身为作家和儿子想给父亲立传，后来因为不通“地球科学”只得作罢，转而写作了一本自己的成长史——记下从少年起和父亲间的种种冲突，直至成家生子的自己如何与临终的父亲达成和解——一对传统中式父子在特殊时期中的纠葛。父亲作为书中重要的描写对象出场，这是亮轩对父亲的怀念。 

大时代的动荡、奔波、流离，台湾几百万外省人，哪家没有故事，这种故事很多就小小的那么一点儿，但是每个小故事都是大历史的对照，都值得写下来，其中只有极少数能够变成文章，或者更丰富点儿，变成一本书。亮轩说，跟很多作者比他没那么大的气派，他只能写属于自己的小历史。人们总让别人来决定什么是历史，而这种历史往往只记载成败，而忽略个人悲欢，是不可能生动。要弥补历史记载最欠缺的情感，最好的方法是从文学出发。亮轩觉得作为作家，他懂得如何写下来。 

在台湾，亮轩是外省人、文人。很多人对台湾外省文化的理解就是眷村，亮轩却强调自己“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传统的读书人家庭出身”，这是一种有别于眷村的文化背景。他出版过近30部作品，曾执教于两所大学的艺术专业，同事和学生正活跃于当今台湾艺术文化界——台湾的文化圈很小，有相似背景的人比比皆是，这种文人身份只能说明亮轩是相对的客观的观察者和潜在的流利的叙述者。 

真正让亮轩成为时代亲历者典型的，是他的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 

亮轩出生于1942年，可能是台湾现存的最后一代大批外省人中的一员，他的父亲马廷英是东北人、母亲孙彩蘋是上海人，两人因留学日本相识，亮轩在重庆北碚出生，家中往来的是《南渡北归》中写到的“中研院”学者；父母感情破裂，他被母亲带走，寄养在南汇的尼姑庵几年，做着食鱼食肉的小和尚；父亲马廷英代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大学，亮轩回到父亲身边去到海峡对岸；在台湾孙彩蘋正式和马廷英离婚，辗转香港回到大陆，从此与亮轩母子分别，再见时已过了30年——这期间，孙彩蘋与章乃器结婚，生下章立凡。 

亮轩和姐姐在父亲友人和姑姑的照顾下长大，父亲再婚后，亮轩在继母的要求下离家独立，靠写作和讲课养活自己；二十出头时，他在中广打工，结识了妻子——著名电台主持人陶晓清——台湾的民歌之母，上世纪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重要推手，他的大儿子马世芳是著名的乐评人和媒体人。 

大学暑假时，亮轩在经过84天军训后得到了一张党员证，从此成了一名一生没开过会、没交过费的“国民党党员”；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在台湾大学文化交流中心代课时，见过费正清；在“中广电台”工作时接待过陈水扁；在美丽岛事件之前，跟吕秀莲通过电话；最近，他父亲的故居、他长大的家——青田街7巷6号，列入台北市政府保护建筑。 

亮轩和他家人的经历贯穿了台湾现当代史，目睹参与了很多重要事件，跟很多大人都有接触，自身也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修养。这样的人写下的历史，离平常人更近，更有感情。亮轩说，他“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小而开阔的境界”。他不是伟人，有名，却也没那么有名，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勾连在一起，是大时代最好的注释。当我们在打破传统的自由无知中漫无目的晃荡时，偶尔也会羡慕这种值得写下来的属于个人的小历史。 

人生经历和家庭背景就像珍贵的养分，懂得这个道理的人可以把这些转换成更有益的力量。个人的小历史和大历史一样，是每个人从出生起就有的财富，拥有这笔财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