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乃书生----《知堂回想录》笔记

莫名2012-07-11 16:31

 

莫名 
高科技企业工程师,过退休年龄而不能退 
清明有闲,读《知堂回想录》(下文简称《回想录》)。书是知堂(周作人,号知堂)应曹聚仁之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晚报》连载文章的集合,1970年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已作古近三年矣。 
知堂在卷首交代写作缘由说:“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富则多事,寿则多辱”,语出《庄子》,知堂一生都在参悟这话。 
祖父因科场贿案羁押杭州,十四岁的知堂曾陪侍年余,住在花牌楼与臭虫为伍,遇上“性生活上的第一人”,邻家唤作阿三的十三岁少女。少男少女形同儿戏的“性生活”,让少年知堂“感到对于别人的爱”。半年后,三姑娘死于霍乱。除了难过,知堂心里的一块大石也放下了。之后,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五年,知堂“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国文修养”,当时最喜之书,一是《天方夜谭》,一是《酉阳杂俎》。 
知堂的国文积累,大部分来自祖父。“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确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 
因祖父阅读态度开明,知堂年少时读书驳杂,如《绿野仙踪》、《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野叟曝言》、皆是。这书单让人感慨。中国没有童话。自汉以降,凡有能力的人家,孩子都要读经。《封神榜》、《西游记》一类不能算童话,只是书里有些毫无灵气的鬼神而已。对旧时的儿童,《西游记》较《封神榜》胜处,大约至少有生气蓬勃的孙猴子和猪八戒。 
1904年冬,知堂与水师学堂同学往北京应考期间,“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呢,是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这篇叫《孤儿记》的小说卖给上海一家书店,得洋二十,是知堂人生第一次得稿费。 
丙午(1906年)秋,知堂往日本学建筑。日本给留洋中国人的初印象是常见魏晋汉唐遗风。此间,知堂开始学习希腊文,学有小成,译了本四万字的《希腊拟曲》文集作纪念。文集卖得四百块,三百六十元买北京西北板井村坟地二亩,外带三间房子,后来知堂的幼女若子、侄儿封三、母亲、妻子均葬于此。1931年再过三十年,翻译希腊作品成了知堂的工作,名副其实地做了古希腊译作集大成者。这是后话。 
旅日六年,知堂娶了日本妻子,回到中国那年恰好是辛亥,因绍兴地偏一隅,革命和共和似并未波及知堂的生活,大体仍是教书著述。1917年初,即归国后七年,知堂受邀往北京大学任教,自此永离故乡。原是说教授新设的希腊文学史和古代英文,却被临时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初级月薪二百四十元。知堂总说不愿染指中国文学,可在北大、燕大,一直以教授国文为生。 
人老了,回忆是生活的一部分。《回想录》中,知堂用十二篇文字回忆北大旧人,只写故去的,教授一十四人,职员一人,这一人便是蔡元培。十四人分别是辜鸿铭、刘申叔、黄季刚、林公铎、许守白、黄晦闻、孟心史、冯汉叔、刘淑雅、朱逷先、胡适之、刘半农、马隅卿、钱玄同,钱玄同着墨最多。这些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辜鸿铭扮相古怪、主张保皇,刘申叔下笔千言、字如描红,黄季刚脾气怪僻、固守八部…… 
须得注意的是校长被称为“职员”,指职司之员,全不见今日为官校长的威风。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迁往昆明。照校长蒋梦麟之意,知堂与马幼渔、孟心史和冯汉叔留京,即所谓北大留校四教授,因负了看守校产之责,每人每月发津贴五十元。后来,他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香港。1939年1月知堂接下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汪伪政府通过“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后几个职位所在机构都有日本人背景。 
面对日本侵华之现实,尤其在比对心目中的日本人与侵华的日本人之后,知堂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上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如此严肃地说出来这段幼稚的话,除了叹一声“真乃书生”外,不知该作何解。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任敌伪职务以汉奸罪名入北京炮局胡同监狱,一块镌有“圣清宗室盛旻”的田黄章和一只摩凡陀表被偷;1946年11月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1949年1月26日获保释,从南京坐火车,一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上海,恰是除夕;同年八月十五,自沪返京。知堂写监狱生活的文章只有一篇。关于汉奸的身份,《回想录》未谈,也无从谈。 
共产党接掌政权,知堂想寻得新政权谅解,结果不必说。在中国,莫说确有污点,就是曾经出生入死的,不得善待善终者何止万千?就周作人而言,新中国不仅未置其于死地,还给他生存的旮旯,让他做喜欢且胜任的事情,已较许多同侪好。 
文化大革命知堂在劫难逃。面对暴力,知堂几次向组织(街道派出所)请求用安眠药了却生命,自然无人理会。最终,独自依案死在苦雨斋中。 
兄弟反目这件私事,知堂不愿启齿。《回想录》有《不辩解说》上下两篇,正是为兄弟失和所作。从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说到《苏格拉底之辩解》,再说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和《水浒传》中林冲向薛霸求饶。有些事是宁死也不该说、不想说的。 

by莫名 

高科技企业工程师,过退休年龄而不能退 

 

作者:周作人
校订:止庵
出版社:河北教育出版社
出版年:2002年1月1日

 

清明有闲,读《知堂回想录》(下文简称《回想录》)。书是知堂(周作人,号知堂)应曹聚仁之邀,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新晚报》连载文章的集合,1970年出版单行本时,作者已作古近三年矣。 

知堂在卷首交代写作缘由说:“古人有言,‘寿则多辱’,结果是多活一年,便多有一年的耻辱。”“富则多事,寿则多辱”,语出《庄子》,知堂一生都在参悟这话。 

祖父因科场贿案羁押杭州,十四岁的知堂曾陪侍年余,住在花牌楼与臭虫为伍,遇上“性生活上的第一人”,邻家唤作阿三的十三岁少女。少男少女形同儿戏的“性生活”,让少年知堂“感到对于别人的爱”。半年后,三姑娘死于霍乱。除了难过,知堂心里的一块大石也放下了。之后,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五年,知堂“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国文修养”,当时最喜之书,一是《天方夜谭》,一是《酉阳杂俎》。 

知堂的国文积累,大部分来自祖父。“他是个翰林出身的京官,只懂得做八股文章,而且性情乖僻,喜欢骂人,那种明比暗喻,指桑骂槐的说法,我至今还很是厌恶,但是他对于教育确有特殊的一种意见,平常不禁止小孩去看小说,而且有点奖励,以为这很能使人思路通顺,是读书入门的最好方法。” 

因祖父阅读态度开明,知堂年少时读书驳杂,如《绿野仙踪》、《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野叟曝言》、皆是。这书单让人感慨。中国没有童话。自汉以降,凡有能力的人家,孩子都要读经。《封神榜》、《西游记》一类不能算童话,只是书里有些毫无灵气的鬼神而已。对旧时的儿童,《西游记》较《封神榜》胜处,大约至少有生气蓬勃的孙猴子和猪八戒。 

1904年冬,知堂与水师学堂同学往北京应考期间,“半做半偷的写了一篇文言小说——为什么说偷呢,是因为抄了别人的著作,却不说明是译,那么非偷而何?”这篇叫《孤儿记》的小说卖给上海一家书店,得洋二十,是知堂人生第一次得稿费。 

丙午(1906年)秋,知堂往日本学建筑。日本给留洋中国人的初印象是常见魏晋汉唐遗风。此间,知堂开始学习希腊文,学有小成,译了本四万字的《希腊拟曲》文集作纪念。文集卖得四百块,三百六十元买北京西北板井村坟地二亩,外带三间房子,后来知堂的幼女若子、侄儿封三、母亲、妻子均葬于此。1931年再过三十年,翻译希腊作品成了知堂的工作,名副其实地做了古希腊译作集大成者。这是后话。 

旅日六年,知堂娶了日本妻子,回到中国那年恰好是辛亥,因绍兴地偏一隅,革命和共和似并未波及知堂的生活,大体仍是教书著述。1917年初,即归国后七年,知堂受邀往北京大学任教,自此永离故乡。原是说教授新设的希腊文学史和古代英文,却被临时安排到国史编纂处做编纂,初级月薪二百四十元。知堂总说不愿染指中国文学,可在北大、燕大,一直以教授国文为生。 

人老了,回忆是生活的一部分。《回想录》中,知堂用十二篇文字回忆北大旧人,只写故去的,教授一十四人,职员一人,这一人便是蔡元培。十四人分别是辜鸿铭、刘申叔、黄季刚、林公铎、许守白、黄晦闻、孟心史、冯汉叔、刘淑雅、朱逷先、胡适之、刘半农、马隅卿、钱玄同,钱玄同着墨最多。这些人出身不同,性格迥异,辜鸿铭扮相古怪、主张保皇,刘申叔下笔千言、字如描红,黄季刚脾气怪僻、固守八部…… 

须得注意的是校长被称为“职员”,指职司之员,全不见今日为官校长的威风。 

1937年抗战开始,北大迁往昆明。照校长蒋梦麟之意,知堂与马幼渔、孟心史和冯汉叔留京,即所谓北大留校四教授,因负了看守校产之责,每人每月发津贴五十元。后来,他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香港。1939年1月知堂接下汪伪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3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1940年12月,汪伪政府通过“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10月起兼任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1943年6月起兼任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1944年5月起兼任《华北新报》经理和报道协会理事、中日文化协会理事。后几个职位所在机构都有日本人背景。 

面对日本侵华之现实,尤其在比对心目中的日本人与侵华的日本人之后,知堂说:“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种种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上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是那么拙。日本人爱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如此严肃地说出来这段幼稚的话,除了叹一声“真乃书生”外,不知该作何解。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任敌伪职务以汉奸罪名入北京炮局胡同监狱,一块镌有“圣清宗室盛旻”的田黄章和一只摩凡陀表被偷;1946年11月法院判处他14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改判10年;1949年1月26日获保释,从南京坐火车,一路不吃不喝不拉不撒到上海,恰是除夕;同年八月十五,自沪返京。知堂写监狱生活的文章只有一篇。关于汉奸的身份,《回想录》未谈,也无从谈。 

共产党接掌政权,知堂想寻得新政权谅解,结果不必说。在中国,莫说确有污点,就是曾经出生入死的,不得善待善终者何止万千?就周作人而言,新中国不仅未置其于死地,还给他生存的旮旯,让他做喜欢且胜任的事情,已较许多同侪好。 

文化大革命知堂在劫难逃。面对暴力,知堂几次向组织(街道派出所)请求用安眠药了却生命,自然无人理会。最终,独自依案死在苦雨斋中。 

兄弟反目这件私事,知堂不愿启齿。《回想录》有《不辩解说》上下两篇,正是为兄弟失和所作。从杨恽《报孙会宗书》、嵇康《与山涛绝交书》说到《苏格拉底之辩解》,再说到倪云林的“一说便俗”和《水浒传》中林冲向薛霸求饶。有些事是宁死也不该说、不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