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目前，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资源从全世界送到贫困地区。这项工作虽然跨越千山万水，但却是整个环节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资源从村一级有效分发到每个贫困者手中，让这些资源实实在在对贫困者产生作用。NGO可以解决千山万水的困难，却很难走完“最后一里”
梁捷
最近几年，极度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由冷转热，重新成为许多经济学家最为热衷的话题。之所以热闹，是因为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这在经济学界并不多见。
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ery Sacks) 为代表，他在前些年出版了《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大力肯定联合国(微博)与世界银行(微博)等国际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作用。另一派则以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为代表，他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书中，基本否定了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
两派观点背后都有大量经验数据的支持。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无数内外因素影响，确实很难对国际援助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作出断言。去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贝纳基（Abhijit Banerjee）与杜弗罗（Esther Duflo）合作的《贫困经济学》（Poor Economics）出版，试图在萨克斯与伊斯特利两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在学界和媒体中都引发了热烈讨论。
他们认为，“贫困”是个非常复杂、多元、地域性的概念，发展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它时必须极为小心。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这种方法来筛选穷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方法可能不准确。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有些家庭确实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关系不断汇款，所以实际并不贫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则可以从政府获得“灰色收入”，所以也并不贫困。
衡量一个家庭、一个地区是否贫困，最好的办法是去实地看一看。比如孟加拉国格莱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多年经营小额贷款的实践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有穷人申请向格莱民银行贷款时，他的工作人员会去那人的家里看看有没有锡制屋顶。孟加拉国雨季时的狂风暴雨非常厉害，一般的草制屋顶无法抵御。所以从自身住房是否修建了牢固的锡制屋顶，就可以有效推断出贷款人的实际贫困程度。
把语境移到非洲，这个经验可能失效，毕竟非洲大多数地区的穷人不必修建锡屋顶。但有经验的调查者，也可实地调查，通过家里有几头牛，有没有摩托车，有没有城里亲戚之类的指标，推断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变化，贫困的定义也必须随之作出修正。比如十年前，很多贫困非洲家庭几乎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那时候，如果看到一个家庭拥有手机，差不多就可以将其剔除出“贫困”名单。但是今天，许多非洲家庭仍然没有固定电话，却已经有了手机，手机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手段。他们有可能仍然非常贫困。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界定贫困的定义。
全世界富人的生活差不多，但穷人的生活千差万别。贝纳基与杜弗罗的研究表明，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最后一里”(Last mile)。目前，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资源从全世界送到贫困地区。这项工作虽然跨越千山万水，但却是整个环节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资源从村一级有效分发到每个贫困者手中，让这些资源实实在在对贫困者产生作用。NGO可以解决千山万水的困难，却很难走完“最后一里”。
许多NGO组织认为，信息隔绝可能是造成一个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信息存在“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人们越能接触外部信息，就越有动力改变自己生活，向经济发达地区靠拢。而利用电脑和互联网，他们也能获得不计其数的信息和知识，自助地摆脱贫困。
但是实践表明，NGO光是筹措、运输电脑到落后地区，往往没用，甚至是负面作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种，NGO组织运送完电脑后走人，过一阵回访，发现电脑都在村里某个房间整齐摆放，从来没人使用。因为整个村子都没人会用电脑，村长怕大家弄坏电脑，索性将其束之高阁；另一种情形，村长知道反正有了电脑也没人会用，所以瞒着NGO偷偷把电脑转卖，把卖电脑得到的钱分给村民。对村民而言，他们也觉得更需要钱，而非电脑。
这些年有个国际组织在尼泊尔推行扶贫，提出个口号“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运输了不少电脑给山区的贫困儿童。但是有经济学家去调查，通过分析几年的数据得出结论，电脑只是影响了尼泊尔贫困儿童的正常学习，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背后的机制并不复杂，只要去那里问问，很多孩子的父母就会告诉你：自从孩子有了电脑，他们就迷恋上了电脑游戏，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父母们不懂电脑，也很难对孩子的电脑使用进行什么指导。单纯从结果来看，“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计划，反倒害了一大批尼泊尔孩子。
电脑是替罪羊，归根到底是因为无人指导孩子们如何使用电脑，如何用电脑改变生活、创造财富，这就是“最后一里”问题的核心所在。
尤努斯有一个观点，每个穷人都是“企业家”，都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缺少最初的、改变生活的资源禀赋。只要你借给他们一笔钱，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他们最终会自力更生地改变生活。贝纳基与杜弗罗并不同意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穷人都有企业家精神。在很多时候，你把一笔可能改变生活的资本交到穷人手里，他们转身就去买酒，或者去购买、储藏更多食物，预防未来可能的风险。
“企业家精神”确实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这种精神并非天然就有，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教育，“最后一里”，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by梁捷
最近几年，极度贫困地区的发展问题由冷转热，重新成为许多经济学家最为热衷的话题。之所以热闹，是因为学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统一意见，这在经济学界并不多见。
在发展问题上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萨克斯(Jeffery Sacks) 为代表，他在前些年出版了《贫困的终结》(The End of Poverty)，大力肯定联合国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在过去几十年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援助的作用。另一派则以纽约大学的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教授为代表，他在《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一书中，基本否定了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帮助。
两派观点背后都有大量经验数据的支持。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受到无数内外因素影响，确实很难对国际援助与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作出断言。去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贝纳基（Abhijit Banerjee）与杜弗罗（Esther Duflo）合作的《贫困经济学》（Poor Economics）出版，试图在萨克斯与伊斯特利两派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在学界和媒体中都引发了热烈讨论。
他们认为，“贫困”是个非常复杂、多元、地域性的概念，发展经济学家们在使用它时必须极为小心。比如说，很多经济学家用家庭平均收入低于“贫困线”这种方法来筛选穷人。但在实际生活中，这种方法可能不准确。比如发展中国家的有些家庭确实收入很少，但是有海外关系不断汇款，所以实际并不贫困；另一些低收入家庭则可以从政府获得“灰色收入”，所以也并不贫困。
衡量一个家庭、一个地区是否贫困，最好的办法是去实地看一看。比如孟加拉国格莱民银行创始人尤努斯（Muhammad Yunus），从多年经营小额贷款的实践中归纳出一些经验。有穷人申请向格莱民银行贷款时，他的工作人员会去那人的家里看看有没有锡制屋顶。孟加拉国雨季时的狂风暴雨非常厉害，一般的草制屋顶无法抵御。所以从自身住房是否修建了牢固的锡制屋顶，就可以有效推断出贷款人的实际贫困程度。
把语境移到非洲，这个经验可能失效，毕竟非洲大多数地区的穷人不必修建锡屋顶。但有经验的调查者，也可实地调查，通过家里有几头牛，有没有摩托车，有没有城里亲戚之类的指标，推断人们的实际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水平一直在变化，贫困的定义也必须随之作出修正。比如十年前，很多贫困非洲家庭几乎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那时候，如果看到一个家庭拥有手机，差不多就可以将其剔除出“贫困”名单。但是今天，许多非洲家庭仍然没有固定电话，却已经有了手机，手机成为他们与外界联系的最主要手段。他们有可能仍然非常贫困。这就要求我们重新界定贫困的定义。
全世界富人的生活差不多，但穷人的生活千差万别。贝纳基与杜弗罗的研究表明，国际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很可能取决于“最后一里”(Last mile)。目前，绝大多数国际组织或者NGO的工作，都是把资源从全世界送到贫困地区。这项工作虽然跨越千山万水，但却是整个环节中最容易的部分。真正困难的是，如何把资源从村一级有效分发到每个贫困者手中，让这些资源实实在在对贫困者产生作用。NGO可以解决千山万水的困难，却很难走完“最后一里”。
许多NGO组织认为，信息隔绝可能是造成一个地区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现代经济学研究表明，信息存在“溢出效应”，一个地区的人们越能接触外部信息，就越有动力改变自己生活，向经济发达地区靠拢。而利用电脑和互联网，他们也能获得不计其数的信息和知识，自助地摆脱贫困。
但是实践表明，NGO光是筹措、运输电脑到落后地区，往往没用，甚至是负面作用。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第一种，NGO组织运送完电脑后走人，过一阵回访，发现电脑都在村里某个房间整齐摆放，从来没人使用。因为整个村子都没人会用电脑，村长怕大家弄坏电脑，索性将其束之高阁；另一种情形，村长知道反正有了电脑也没人会用，所以瞒着NGO偷偷把电脑转卖，把卖电脑得到的钱分给村民。对村民而言，他们也觉得更需要钱，而非电脑。
这些年有个国际组织在尼泊尔推行扶贫，提出个口号“一个孩子，一台电脑”，运输了不少电脑给山区的贫困儿童。但是有经济学家去调查，通过分析几年的数据得出结论，电脑只是影响了尼泊尔贫困儿童的正常学习，并没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背后的机制并不复杂，只要去那里问问，很多孩子的父母就会告诉你：自从孩子有了电脑，他们就迷恋上了电脑游戏，从而影响了正常的学习生活。父母们不懂电脑，也很难对孩子的电脑使用进行什么指导。单纯从结果来看，“一个孩子，一台电脑”的计划，反倒害了一大批尼泊尔孩子。
电脑是替罪羊，归根到底是因为无人指导孩子们如何使用电脑，如何用电脑改变生活、创造财富，这就是“最后一里”问题的核心所在。
尤努斯有一个观点，每个穷人都是“企业家”，都有“企业家精神”，他们只是缺少最初的、改变生活的资源禀赋。只要你借给他们一笔钱，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他们最终会自力更生地改变生活。贝纳基与杜弗罗并不同意这一点。他们的研究表明，并非所有穷人都有企业家精神。在很多时候，你把一笔可能改变生活的资本交到穷人手里，他们转身就去买酒，或者去购买、储藏更多食物，预防未来可能的风险。
“企业家精神”确实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但这种精神并非天然就有，需要更多的制度建设和文化教育，“最后一里”，实在是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