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民主危机
作者：阿马蒂亚?森
译者：蒋霞
如果要证明“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这句格言，欧洲经济危机便是证据。欧盟的决策者们良好但目光短浅的计划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欧洲经济体，反而会导致极大的痛苦、混乱和困惑。
原因有二：
第一，在不理智的状态下可以作出不错的计划。当前紧缩性政策的基础带有欧洲货币同盟（目前尚无财政同盟）的僵化特性，很难说是一个有说服力且具有远见的典范。第二，一个本身很好的计划可能与更亟待优先解决的事项产生冲突。在这里，就是维护一个关注社会福利的民主的欧洲。这是数十年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实现的价值理念。
诚然，一些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需要承担更重大的经济责任，对经济进行更负责任的管理。但是关键是时机，必须将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具体时间表的改革与在极度匆忙中所实施的改革区分开来。尽管希腊有债务问题，但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希腊并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事实上，2006年希腊经济增长了4.6%，2007年增长3%，之后其经济才开始持续萎缩。）
不管改革有多么紧迫，突然单方面对公共服务进行大幅度削减，是不可能很好地实现改革的目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削减会使需求大幅度降低。而由于高失业率，以及企业受市场疲软影响而产生的闲置，使这种策略适得其反。就生产力增长而言，希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通过采取货币政策（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的方案已经被欧洲货币同盟搁置一边，但欧洲领导者们所要求的财政方案则是严重反发展的。欧元区经济产出在2011年第四季度持续下滑，前景如此惨淡，以至于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被广泛认为是个好消息。
其实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证明，减少赤字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削减赤字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结合，因为后者能够产生更多的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巨额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消失的，在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备受赞誉的1994－1998年瑞典财政赤字的减少，是与较快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与之相比，此时仍陷于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困境中的欧洲国家，却被要求削减赤字。
当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使人受益匪浅。他认为国家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他很少提及社会公正，包括有关二战后欧洲复兴的政治承诺，而这恰恰使现代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得以产生。它们并不支持市场经济，而是保障人类福祉。
尽管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凯恩斯太多的兴趣，但是经济学有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将有效率的市场和市场可能无法实现的公共服务供给结合起来。正如亚当?斯密（通常被想当然地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国富论》中认为的，一个经济体有两个不同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也许目前欧洲经济危机最令人不安的症结所在是以金融裁定取代民主承诺。这种金融裁定来自欧盟的领导人和欧洲中央银行，间接地来自信用评级机构，而后者的判断是出了名地不可靠。
参与式的公共讨论——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沃尔特?白哲特所阐释的“由讨论主宰的政府”——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框架内确定适当的改革，而不会危害欧洲的社会公正体系的根基。相比之下，大幅度削减公共服务，并且对其必要性、有效性和均衡性几乎不进行广泛讨论，这使得欧洲大部分人口对此极为反感，而左右两翼的政治势力却得以坐收渔翁之利。
不解决政治合法性这两方面的问题，就无法重振欧洲。第一，在没有进行公众推理并得到公众知情同意的前提下，欧洲不能将自己交付给专家们单方面的意见或良好的计划。如果公然轻视公众，那么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公众通过投票罢免现任领导人来表达不满就不足为奇了。
第二，当领导者作出不力或显见的不公正的决策时，就会破坏民主和制定良好政策的时机。迄今为止，实施紧缩性政策显而易见的缺陷就是，它不仅破坏了公众参与这一价值理念，而且还失去了在合理的时机制定出明智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
当然，这与“统一的民主的欧洲”这一致力于欧洲统一的先驱者们所倡导的理念还相去甚远。
编者按：
本文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针对欧洲的经济危机所作。他认为：欧洲的金融危机最为核心的问题是民主的危机，是对公平与正义的漠视。“本可以在一个合理的时间框架内确定适当的改革，而不会危害欧洲的社会公正体系的根基。”森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没有孤立地看待经济学问题，把经济的发展与人类的福祉结合起来，公平与正义，在森这里既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也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原则与机制。在他最新出版的《正义的理念》一书中有着更为翔实的阐述。
by阿马蒂亚·森 翻译：蒋霞
作者: [印] 阿马蒂亚·森
译者: 王磊 李航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
如果要证明“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意铺就”这句格言，欧洲经济危机便是证据。欧盟的决策者们良好但目光短浅的计划不足以建立起一个健全的欧洲经济体，反而会导致极大的痛苦、混乱和困惑。
原因有二：第一，在不理智的状态下可以作出不错的计划。当前紧缩性政策的基础带有欧洲货币同盟（目前尚无财政同盟）的僵化特性，很难说是一个有说服力且具有远见的典范。第二，一个本身很好的计划可能与更亟待优先解决的事项产生冲突。在这里，就是维护一个关注社会福利的民主的欧洲。这是数十年来欧洲一直致力于实现的价值理念。
诚然，一些欧洲国家长期以来需要承担更重大的经济责任，对经济进行更负责任的管理。但是关键是时机，必须将经过深思熟虑的、有具体时间表的改革与在极度匆忙中所实施的改革区分开来。尽管希腊有债务问题，但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前希腊并没有出现过经济危机。（事实上，2006年希腊经济增长了4.6%，2007年增长3%，之后其经济才开始持续萎缩。）
不管改革有多么紧迫，突然单方面对公共服务进行大幅度削减，是不可能很好地实现改革的目的。这种不加区分的削减会使需求大幅度降低。而由于高失业率，以及企业受市场疲软影响而产生的闲置，使这种策略适得其反。就生产力增长而言，希腊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通过采取货币政策（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的方案已经被欧洲货币同盟搁置一边，但欧洲领导者们所要求的财政方案则是严重反发展的。欧元区经济产出在2011年第四季度持续下滑，前景如此惨淡，以至于最近一份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的零增长被广泛认为是个好消息。
其实历史上有大量证据证明，减少赤字最有效的办法是将削减赤字与经济的快速增长相结合，因为后者能够产生更多的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巨额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而消失的，在克林顿总统任职期间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备受赞誉的1994－1998年瑞典财政赤字的减少，是与较快的经济增长相伴随的。与之相比，此时仍陷于经济零增长或负增长困境中的欧洲国家，却被要求削减赤字。
当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使人受益匪浅。他认为国家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但是他很少提及社会公正，包括有关二战后欧洲复兴的政治承诺，而这恰恰使现代福利国家和国民医疗保健制度得以产生。它们并不支持市场经济，而是保障人类福祉。
尽管这些社会问题并没有引起凯恩斯太多的兴趣，但是经济学有个古老的传统，那就是将有效率的市场和市场可能无法实现的公共服务供给结合起来。正如亚当·斯密（通常被想当然地视为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在《国富论》中认为的，一个经济体有两个不同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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