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业道德的困境与出路

岑科/文

生活在今天的普通人，衣食住行、吃穿用度，样样离不开市场交换。由于职业分工，消费者不能监控生产过程，只能通过复杂的流通和交易买到素不相识的人和企业生产的商品，两者掌握的信息严重不对称。这时，企业是否诚信，交易是否公正，直接影响到每个人的生存状况。商业道德出现问题，经济生活将陷入混乱。它不仅是抽象的精神信仰，而且事关每个人的工作收入、创业机会、日常健康、乃至生老病死。

一

食品安全与质量问题是中国商业道德危机的典型。越来越多的报道揭露，除了少数享受特供的官员干部，普通消费者在市场上几乎很难一直买到让人放心的食品，取而代之的是染色馒头、瘦肉精、地沟油、激素肉禽、注药水果等有毒物品。很多食品行业的从业者承认，他们从来不吃自己行业生产加工的食品。例如生产毒大米的工人不吃自己生产的大米；做包子的不吃自己用腐肉做的包子；烤面包的不吃自己用过期面包返炉做的面包；种蔬菜的会告诉朋友说某种蔬菜千万别吃；等等。可见问题已经极其严重。这种情况如果在各行各业蔓延下去，我们将进入一个畸形变态、互相残害的社会。

商业道德缺失除了表现在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欺骗和不负责任，也表现为企业在竞争中使用恶劣的手段。轰动一时的360和腾讯的“3Q大战”，就是一家公司试图修改用户电脑程序，阻止另一家公司的软件推广。现在，软件产品的口碑和销量大大依赖于电子商店的评价排名，又出现软件公司组织人员“刷榜”制造虚假排名的现象。互联网作为从业人员素质较高的行业尚且如此，其他行业的情况更不容乐观。最近在物流行业，有人吁请政府部门介入市场竞争，禁止电子商务企业做快递业务。这是赤裸裸的“借刀杀人”。再广泛地看，从送礼、行贿到各种隐形交易，企业通过政府关系拿到生意订单的情况在很多行业长期存在。这都是不正当竞争的表现，最终损害的是消费者或纳税人的利益。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商业道德已经出现某种程度的下滑，陷入危险的境地。社会对此不是没有警觉，要求提升商业道德的呼声一直不断。央视“3·15”晚会年年举办，政府也采取过很多专项治理措施。但今天的情况和十年前相比，几乎没有改观，反而有些恶化，结果让人丧失信心。就像一个人掉到黑洞中，如果能看到光明与出路，是不太害怕的。但如果身陷绝境，又找不到任何依靠和支撑，看不到获救的希望，那就是最可怕的事。中国商业道德困境最让人忧虑的不仅是问题本身，更在于面对问题的无奈与无力感：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该怎么办。它与三个认知难题有关。

第一，计划经济与商业道德的关系。对社会上种种损人利己的现象，一些人将其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认为市场经济让人钻到钱眼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有些人甚至怀念起过去，希望回到“没有贪官污吏”、“人人善良无私”的计划经济时代中。但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的道德高尚是假象。那时候坑蒙拐骗、假冒伪劣很少见，是因为没有交易自由，商品极其匮乏，没有商业诈骗的基础。但在政治斗争中，暴露出的道德问题丝毫不亚于今天。

第二，国有机构和民营企业的信誉反差。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减少国有企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近年来国有企业在舆论中成为众矢之的，是因为它垄断了许多国民经济的上游行业，自己攫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加重各个行业的负担，成为改革与发展的最大障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在呼吁，要打破国有垄断，引入民营竞争，增加经济的效率与活力。但在实践中发现，很多民营企业不争气，譬如在教育、医疗、矿产等行业，短期化行为非常严重，使它们的信誉反而比不上国有机构。所以很多人怀疑，中国经济民营化究竟能不能解决当前商业道德缺失的问题。

第三，独善其身和竞争生存的矛盾。在商业道德衰败的大趋势下，很多企业或个人的行为是被动的。比如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正常情况下没人愿意做；但你不做，别人做了，就可以在商业竞标中把你挤出局。于是人人都这么做，形成风气和惯例。甚至在食品安全问题上，也有人指出，之所以全行业都用地沟油，或在种植养殖过程中使用激素，就是因为你不这么干，生产出的东西不如别人“价廉物美”，为了生存，不得不随大流。这就是逆向淘汰。当好人与坏人不能被区分、好事与坏事不能被识别的时候，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好人争不过坏人的局面。最后导致人人犯错，人人自危。

二

究竟能不能扭转中国商业道德下滑？如何提升中国商业道德的水平？我们可以从经验和理论两方面去解答。从经验上看，市场经济和商业道德并不矛盾，甚至是互相促进的。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地方，譬如西欧、北美、日韩等国家和地区，企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表现大大优于我们这样从计划经济转型的国家。另外，民营企业的信誉低于国有企业也不是普遍现象。从最简单的实例就能看出来。譬如现在世界企业“五百强”的成员大部分是民营企业；而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的服务水平很差是人所共知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分析，为什么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在民营经济逐渐成为主流的情况下，商业道德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因可能有下面几点：

第一，企业产权得不到保护，企业家没有长远预期。虽然我国法律规定民营企业有合法地位，声明保护一切企业和个人的合法财产，但在实践中人们对此信心普遍不足。首先是出于历史经验，共产党建政过程中把民营企业资产收归国有的记忆深深影响着很多人的判断。而且政府近年来管理经济的某些做法，加深了企业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恐惧。比如对“铁本”公司的惩治，对山西民间煤矿的收购，让人不敢相信企业与个人产权会得到有效保护。于是企业失去了长期经营的信心，因为担心政策变脸，长期投资没有回报，所以只作短期打算：能捞一票是一票，能赚一天是一天，为了赚钱不择手段。

第二，政府干预经济，掌握资源太多。在中国创办企业和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充满各式各样的政府审批和管制，有许多环节是不必要的。为了打通这些环节，企业不得不向主管审批的官员输送贿赂。事实上，有些管制就是政府部门为捞取好处而设立的。这是导致中国商业环境恶劣的一个根源。另外，政府（包括国有企业）掌握了太多的税款和资金，在运用这些资源从事采购或工程招标等公共事务的工作过程中，由于是“花别人的钱办别人的事”，主管项目的官员不在乎资金使用效率，很容易滋生行贿送礼、吃拿回扣等违法乱纪的现象。这也是诱使中国商业道德败坏的重要原因。

第三，政府在行政、执法、宣传等工作上的示范效应。俗话说：上行下效。政府本来是维护社会正义、提供公共服务的组织，公信力是它的立身之本。但在实践中，政府的某些做法违背了这些原则，损害了自己的公信力。譬如不守信用。像前面提到的“铁本”项目，本来通过地方政府已经完成审批，但由于宏观调控，被中央突然叫停，这属于出尔反尔。再如交通特权。大家在生活中经常看到，有很多高官与权力部门的车辆出行不受公共交通规则的限制，这是典型的选择性执法。再如政治宣传。官方媒体习惯把领导干部和先进模范的形象拔得很高，标准定得太严，而在现实中根本达不到，给人说假话的印象。这样的事实在太多，当企业看到社会中最有权威的机构都不讲公正诚信的时候，降低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由此可见，重建中国商业道德并不仅仅是企业界的事。甚至可以说，实现这个转变主要任务必须由政府来完成，包括：严格保护产权；减少审批控制；降低资源占有；接受社会监督；带头遵守法律；提高自身诚信等等。

三

那么，企业家是不是没有责任呢？不是。正如前面看到，商业道德败坏的成因有两类。一种是“逼良为娼”，即政府破坏产权，随意干涉市场，使企业经营者失去长远预期，为追求短期利益不择手段。还有一种是“自甘堕落”，即企业家主动勾结政府权力，破坏公平竞争；或在竞争中放弃道德标准，以不正当手段坑害同业与消费者。无论想改变哪一种情况，企业家的道德修养和精神信仰都非常重要。正如我们在现实中看到，如果没有精神追求，只信奉物质功利主义，企业家很容易在利益引诱或生存竞争中自甘堕落，或同流合污。除非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把公平、正义和善良看得比钱重要，企业家才可能在道德沉沦的浊流里独善其身，并为改变环境发挥作用。

有一种观点认为，不该夸大企业家的作用；企业家的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向社会提供就业和税收，只要不违法就行。这么说并非全无道理。问题在于，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有很多灰色地带，只能靠道德觉悟去选择。不同的选择对优化还是恶化社会的商业环境，效果差别是很大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当企业家面对侵犯个人权利、违背基本道德的恶法的时候，该怎么办？按照企业家只对利润负责的观点，只要这些恶法不影响企业盈利，就该遵照执行。现实中大部分企业家也是这么做的。但这显然不对。因为企业家首先是人，他跟所有人一样，有争取基本人权、维护基本道德的责任。虽然每个人情况不同，行动不能强求一致，但在道义上豁免自己的这种责任，其实是说不过去的。

在这一点上，企业家和政治家一样。我们都希望通过政府改革来提升商业道德，但政府改革从哪里来？所谓逆向淘汰，不光市场竞争中有，政治竞争中也有。如果大家都信奉现实功利主义，只计算当前利益，遵守现有恶法和潜规则就是每个人的最优选择。政治改革也无从谈起。但这种状况不改变，长期看对整个社会不利。这就是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要走出这个困境，必须有人秉持某种理想或信仰，不计短期利益，甚至冒一定风险，按公正、诚信的原则行事。这么做短期内可能吃亏，但只要不断坚持，就能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新的原则对自己更有利；反过来，那些不讲诚信的人就会逐渐被淘汰掉。当新的理念和行为模式成为社会主流的时候，道德风气和制度环境就变了。这就是理想和信仰的作用。

通常我们以为，理想和信仰只是个人的事，与他人无关。但深入制度分析发现，理想和信仰是使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在道德沦丧、人人受害的困境中，社会需要有理想、有信仰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也需要更多这样的普通人。因为信奉公平、正义和善良的人越多，社会就能更快地达到那样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