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洪波/文 崔永元请北京7.21雨夜救人农民工吃饭，难免又是议论蜂起。说作秀的不会缺少，说办实事的也不会不多。

一个作秀行为和作秀思维已成主流的社会，任何事情都要先经过是否作秀的审看，这由不得人。在作秀行为和作秀思维笼罩下，作秀鉴定必然成为社会的显学。人们无法相信真诚，这可以说明社会已经被摧残到了何种地步。

但也不能说作秀鉴定过于苛刻，因为如果人们一旦相信真诚，马上又会有无数的表演让他感到是其愚蠢。经过作秀鉴定，甚至被视为作秀，也是真诚的行为在这个作秀的社会需要承担的质疑。好在，真诚的行为原本首先负责于自己的良心，而很少会因质疑而改变。

崔永元请农民工吃饭，是在作秀吗？我没有发现这样的迹象。“崔永元请北京7.21雨夜救人农民工吃饭”，这个简短的说法无须解释，各个元素都已属于常识性“社会知识”。崔永元是名人，其知名度建立在长期的坦率言行之上，似乎无须冒表演导致身名受损的风险去扩大。北京7.21雨夜夺命77条，至为惨痛。基于日常被城市忽略的地位，农民工雨夜大水中救人令人感动，自自然然。

我也不认为这个饭局可以被定性为“做实事”、“做慈善”。人们总是用作秀和做实事对事情进行两分，要么是作秀，要么是做实事。但这种两分其实过于简明，而未必能够扼住事情的要义。吃一餐饭，既解决不了农民工的什么问题，也改变不了农民工的什么境遇，那只是一餐饭。这些原本既不是请这餐饭的初衷，也不是这餐饭可能实现的目的。

然而，这餐饭不是无意义的。意义的解释不是这样：要么它是作秀，从而具有一种反面的意义；要么它是做实事，从而具有一种正面的价值。在作秀和做实事之间，人还有情感需要安放，还有良心需要表达。这餐饭，说到底就是用个人可以做到的方式，向那些在城市里被忽略、被歧视而紧急时刻临危履险去救人的农民工当面说一声感谢而已。

无论在哪个国家，吃饭既是生理的需要，也都具有社会交流的功能。吃饭的形式千差万别，但你从来不是跟一个抽象的概念吃饭，而只是跟那些可能坐到一起来的人吃饭，感受到他的身体和气息，面对面交谈、寒暄、叙旧、说事、碰杯。请农民工吃餐饭，就是崔永元自己去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的方式。向人致谢，不是做实事，而是安慰于自己，致意于他人，但绝非没有意义。

每个人有自己对待农民工的方式，排斥、歧视、不接触、喊话式的尊重、表演性的个别抬举，以及像平常市民那样去接触与对待，各不相同。在中国，城市不只是一种社会组织，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对农民工准确地说，不是忽视，而是忽略。农民工在城市里大量存在，忽视已经不可能，于是把他们排除在外，需要一种制度上的忽略。他们既不被纳入城市的各项统计，也不被赋予市民的各项权利，这是忽略的结果。

中国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社会上，还没有能够建立起“市民”的确切定义。无论国家、地方的管理行为，还是社会的日常看法，都将市民视为户籍人员，而非一个因居住和生活而获得的身份。一个城市里原本居住和生活着各种来源的人，本国人、外国人；本地人、外地人等等，但中国的市民概念并不包括外国人和非本市户籍的本国人。农民工不在市民之内，如同外国人不在市民之内，只是农民工被安放在市民之下，外国人被安放在市民之上。

正视农民工问题的人们，以自己的方式去关注农民工，显然也是刻意的加力行为。但这种加力行为，正是对制度性、社会性、文化性排斥农民工的抵抗。正如崔永元所说，“平等对待农民工就是要让他们站在我们中时，我们无法发现他，没有任何特意做出的举动”。在制度、社会和文化都在“发现”农民工并将他们低等对待的今天，需要有人用“特意做出的举动”去表明对区别对待的反抗，否则就是对区别对待事实上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