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连清川

在互联网时代终于湮没了传统媒体的声音并且开始扼杀它们的生命力的当下语境中，我们几乎完全忘却了传统媒体曾经有过怎样的光荣，并且那些真正的无冕之王们如何在权力的场阈中纵横捭阖。

《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站站长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就是这样的一位王者。他在华盛顿的20多年生涯之中，每一任总统都是他的朋友，他可以频繁出入白宫，并且总统们尚且必须对他毕恭毕敬；另外一位真正的媒体英雄是《华盛顿邮报》副总编，水门事件的揭发者之一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布什时代，他曾20多次独家专访布什，并且因此写下了白宫对伊拉克战争决策最完整的过程。

在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故事。

当我看见龚选舞的《一九四九国府垮台前夕》，并且努力寻找定义方法时，我想到一个合适的描述：靠近权力顶峰。1946年他从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毕业，无意中撞进新闻界时，如他自己描述的，他是个来自农村的土包子，不曾想像自己能目睹中国政治最高层的名利场。自然，他也无意中，窥见和撞破了中国媒体与权力之间的隐性铁律。

虽然龚选舞从不曾成为蒋介石或者蒋经国的朋友，但他《中央日报》记者身份，使他近距离地接触到了权力的顶峰，甚至得以与许多“部级干部”建立良好的关系。那边的风景究竟如何？

权力永远是一个隐蔽的世界，中外皆然。这就是新闻行业甚至普通公众对于权力故事如此痴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古今中外的众多媒体，都对发掘权力场阈中的秘辛八卦孜孜不倦。

然而权力世界自然也有他们的生活习俗，起居规律。这些看似无关宏旨的事件，包括那些隐藏在决策背后的论定过程，恰恰设定了许多历史的走向，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轨迹，因此清朝对于皇室事无巨细的《起居注》成为研究清朝历史的重要原始材料。

龚选舞初出茅庐时，就被派上了庐山，成为近距离观察“庐山小朝廷”的记者。抗战胜利，蒋介石不肯返回南京，而是躲避到庐山，活生生把风景区变成了小朝廷；美国调停特使马歇尔因此六上六下庐山；为了蒋一人看报需要，《中央日报》生生在庐山上办了一份小报。

这就是蒋的“起居注”影响历史的关键节点：以庐山为朝廷，可见这个政权已经傲慢到如何地步。避见马歇尔，可知国共之战必然，蒋全无和谈之心。《中央日报》去庐山，可曾听过袁克定为袁世凯一人所办、呼吁复辟帝制的《顺天日报》？

靠近顶峰，必然能看见更多细节。细节的还原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宋美龄看似亲民，对答记者如流，但却“板起面孔把大家教训一顿”，无非因为孔宋经营商业，可见第一家庭贪渎几可定论。而我最为感动的细节是在南京大学生抗议之中，当时的南京宪兵队骑兵连长，1978年担任台湾宪兵司令刘罄敌，以骑兵人性对峙学潮终于逼退学生。该做法隐隐透露出国民党政权后来在台湾蜕变的必然性。

但是对于媒体而言，无论怎样被覆盖在权力的阴影之下，以勇气换取真相乃是其最为本质的属性。书中所写的“大声公”、采访部主任陆铿揭露了孔宋换汇丑闻的扬子、孚中案，即使到了蒋介石面前依然呛声，不肯透露新闻来源的故事，乃是对新闻脊梁的终极肯定。

昨日的新闻，今日的历史，这也是台湾《中国时报》前主笔林博文说龚选舞的书是“历史初稿”的原因。

新闻所需要的永远是第一手的材料，这也是雷斯顿、伍德沃德、沃尔特·李普曼为什么经常沉陷在被政治误导的恐惧中，却仍然坚持与白宫保持“亲密接触”的原因。新闻需要“看得见权力的房间”，才能把真实的权力运作，以及权力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揭示给公众。靠近权力顶峰，乃是能够把对于国家、国民和民族至关重要的顶层政治置于公众之前的惟一方法。而靠近权力顶峰需要的是新闻所需的一切素质：智慧、独立、勇气，以及适当的距离感。

当年的权力顶峰已经矮化成小岛上的一个丘陵。但正是曾经俯瞰全局的“新闻房间”，为我们留下了描述顶峰的历史初稿，让我们得以一品那个政权失落的材料。

林博文的序中写道，“真正能呈现蒋介石政府‘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实况”。如果从龚先生的书写描述来说，这一判断无疑是准确的。但如果从理性判断的角度上，我觉得像龚先生和林先生共同引用孔尚任《桃花扇》的伤情：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残梦最真，旧境丢难掉。

作为《中央日报》的记者，尽管用尽勇气和职业性将新闻做到最佳，毕竟，龚先生在气质上更加与国府之间是声气相通的。孔尚任尽管认为晚明的大势已去，而那个朝廷也腐败透顶，但是明是自己，而清是别人。

金陵王气究竟是如何收掉的？位于顶峰上的那些人是看不清楚的，那些部长秘书长也是看不清楚的。这种不清楚，甚至连今天的许多人在仰望当年的顶峰的时候，仍然看到的是虚无飘渺掩映中。于是，现在许多人开始重新喜欢民国调调。

龚选舞是尽职的观察者，真正的新闻人。歌星周小燕和陈小燕在炮火逼近南京时依旧红遍半边天，制宪大会的虚假和傲慢，都是那个政权倒塌的细节外象。而“被经济拖垮，被共军打垮，被学潮闹垮”的三垮齐至，怎么不垮的论断，真是精密的总结。

民国调调如何能不好？那时有中国现代以来最好的学术，最耽美的文化，最纯粹的娱乐，最精致的生活，人性宽和的政治，宗教信仰的顶峰，古今中洋的交汇，乡绅买办的多样性……即便在已经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也无法与那个时代的传统承袭和现代融汇相媲美。

惟一只有一个问题：所有的一切，都只是社会上层的想象。制度浮于皮层，繁荣集中呈现，文化罔顾公众。那是一个只有少数人进入了现代的社会。整个国家犹如油与水之间进行分裂。不是民心，而是民治。民无从与治，惟有逃离与对峙。政权的交替只因一件事：谁发动了这个国家变革的欲望，谁就获胜。价值观并不重要。

龚选舞的伤情和现代一部分大陆人热爱民国调调如出一辙，他们都愿享受美好的事情而并无变革的欲望。

大众在变革欲望的驱动之下是暴戾的。只有当整个国家民族都丧失了变革的欲望，只愿在现有秩序下微调时，社会才是健康的。

这在顶峰之上，或者靠近顶峰的房间里是看不见的。顶峰上望下来，是浮云遮望眼的美妙，而地壳下的火山喷涌，只有在爆发那一刻才能发现。

作为一个新闻的后背，我没有胆识学养，评判前辈龚选舞。尤其作为一位当年靠近政治顶峰的记者，他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职业素养、道德勇气和政治敏锐。但是可悲的是作为一个现代的新闻学生，我们一方面对于新闻的职业性已经有了更新的教育。我们充分认识到接近顶峰的威胁性，并且认为应该职业性地保持与所有权力的距离，建立独立的机构和人格，一切以真相作为本能的素养，甚至学会了和公众拉开距离，如此去建设所谓历史的初稿；但另一方面，我们却沉沦在比龚选舞所在时代更加无力的时代之中，抛却一切新闻职业性而再次本能地选择对抗或附属。这就是我说的，新闻中隐性的铁律。

那个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只能从龚选舞的叙述中窥见一角，我们便重返新闻氤氲的雾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