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这场戏,通胀是导演

孙骁骥2012-09-10 07:33

 

by孙骁骥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生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

 

by孙骁骥

 

作者: 尼尔·弗格森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2-6

 

关于德国二战前后的历史著述,汗牛充栋。为中国读者所熟知者,有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撰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柏林日记》等书。不过,妄图仅仅通过一两本书全面了解那段历史,尤其是纳粹上台的历史原因,只能称为一种历史的幼稚症。包括我即将向大家介绍的这本《纸与铁》,也仅仅为我们提供解读那段历史的视角一种。有心的读者需要通阅关于德国二战历史的各种书籍,然后或能得出一个较为客观的答案。我想,不但是德国史,我们对待任何一段历史都应该保持这样的态度。

说回《纸与铁》。这是英国经济史家尼尔·弗格森的著作。弗格森是经济史界著名的“报告文学家”,擅长把枯燥的经济史写得饶有兴味、层次分明。他在经济学上的专业性或许不如经济学科班出身的学者,但其敏感的历史意识,让他常能将经济分析带入重大历史事件当中,道出一般经济学家所不能道。此书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为读者分析了纳粹上台的经济原因。

先从题目讲起,这本书名叫“纸与铁”,它让人自然联想到了德国名相俾斯麦的“铁与血”演说。俾斯麦在1862年9月在会议中答复资产阶级想建立宪君主制的要求时有段名言:“当前的种种重大问题不是演说词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及1849年所犯的错误——要解决它只有用铁与血。”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也在亢奋的德国公众面前重复过同样激情洋溢的演说。只是物换星移,昔日的普鲁士已为魏玛共和国取而代之,令德国人焦虑不已的问题也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铁与血”的历史诘问让位给了“纸与铁”(纸币与实体经济)的经济困境。

通货膨胀本身并不稀奇,人类社会自古有之。但几何级数的恶性通胀,可谓现代纸币经济体系的一大毁灭性“发明”。一般来说,通货膨胀率在100%以上时,被称为超级通货膨胀。但恶性通货膨胀是一种完全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其程度更为恶劣,最后往往导致经济崩溃、政治解体等无可挽回的局面。

据统计,德国的货币供应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约为60亿马克,战时快速增长,至1918年一战结束时已高达284亿马克,增加了三倍多,通胀问题初露端倪。但仅仅如此,还算不上恶性通胀。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有一个著名论断:“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种货币现象。”但如果沿着弗里德曼的话探究下去,我们还会追问: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货币供应缘何会陡然增加?作为货币现象的通胀又是如何导致了德国的政治思潮的变革?政治变革又怎样引发了纳粹的上台?尼尔·弗格森在书中提出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通胀是当时德国政府大幅增加财政支出的直接后果,“为了融资,不仅扩大了公共债务规模而且扩大了货币供给,甚至为货币无限增长创造了空间。”

一战后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让战败国德国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加上德国在战后损失了鲁尔工业区这样的经济命脉,工业生产值倒退回19世纪末叶水平,城市经济受到重挫,一时难以恢复元气。战后德国国内时局动荡,暴乱频发,眼看着就要还不起巨额战争赔款,因此,德国政府走投无路之下只好铤而走险,大量发行纸币,迫使马克汇率贬值,增加出口,并通过财政赤字政策刺激经济。此外,政府资助企业提高薪酬的补助增加,但失业人员依旧在增多,住房补贴、食品补贴等等各项补贴开支不断增大,“补贴项目一旦启动,就很难再停下来”,福利开支成为当时德国的一大财政黑洞。总而言之,货币超发、公共开支过大、高额赔款可以说是1920年代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直接诱因。

德国人事先并没有预估到事态竟会如此不可收拾。“以议会化、与多数社会民主党合作为立宪方向;同时通过解除管制和马克贬值来振兴德国商业贸易,哪怕面临着通货膨胀加剧的风险。”这是一战刚结束时德国制定的经济复苏战略。谁想一语成谶,这个计划美好的前半部分顷刻间化作镜花水月,而通胀的风险却实实在在地到来。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偶然吗?弗格森认为,当时的德国内忧外困,处境艰难,政府除了用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的策略来应付当时的困境之外,似乎也找不出更好的办法。

德国人的愿望很美好,残酷的现实却把他们美好的愿望彻底击碎。然而,这个“复兴德国”的美好愿望有着一个让人忧虑的内核——社民主义。有不少人认为纳粹的上台是反犹太主义在作祟,其实不然。犹太人自古在欧洲名声欠佳,古时从事经商和放高利贷,近世满世界煽动政治革命,因此常处于人们的猜忌之中。就连法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家伏尔泰也对犹太人不抱好感。换句话说,欧洲对于犹太人的抵触情绪长期存在,但却很少像纳粹德国时期那样,上升拔高到国家政治层面。为什么在那个时期鼓吹“反犹”的纳粹党会获得言论市场并成功上台呢?弗格森在书中所论及的“恶性通胀”只是为这段历史搭了一座经济的台,真正上台唱戏的是政治上的社民主义。

众所周知,德国在政治体制上长期落后于英法等欧洲强国,民主进程缓慢。当年的普鲁士王国奉行先军政治和国家主义,这对20世纪的德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也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风靡欧洲的时期。德国境内成立了不少像是“社会民主工党”这类具源自马克思政治理论并且宣称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便是其中之一。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鼓吹建设“有德意志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特色,在于将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杂糅,宣称在德国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暗中搞破坏的是犹太人。这很巧妙地为德国政府货币超发捅出来的篓子找到了一个替罪羊。

如果说希特勒的第三帝国是一场戏,那么通胀就是导演。德国的历史经验说明,政府用通货膨胀来医治国家的“经济病症”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尽管恶性通胀不一定会导致纳粹的兴起,但在一个国家主义思维盛行、人民受愚弄、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的国家,恶性通胀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或许就会招致纳粹主义,“纸与铁”的破灭终究会让“铁与血”的恐怖重回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