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霍艳

最近刚完成抗战时期饥荒史电影《一九四二》编剧工作的刘震云推出了长篇新作《我不是潘金莲》，这也是去年茅盾文学奖作品《一句顶一万句》的兄妹篇。后者讲述了一个男人找不到与他说话的人，而前者则讲述了一个女人找不到相信她话的人。《我不是潘金莲》像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社会学文本，通过李雪莲的二十次上访，从村里琐事到官场文化再到政治格局，社会各个层面通过这样一个执拗的村妇被串联起来，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正当的理由，但触碰在一起，则形成了一则破坏公共秩序的不稳定事件。中国人依然处于无法沟通的困境之中。

不久前评论家孟繁华曾提出“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文中点名批判了很多50后知名作家沉湎于乡村经验，逃避对当下发言。刘震云则不同，他对当下中国现实有最敏锐的观察与体味，在《我不是潘金莲》里，主人公李雪莲早就超越了小白菜喊冤的阶段，而是利用“上访”制度对国家机构的不作为进行层层批判。李雪莲背负的不再是自己的离婚案，而是为整个“人民”的群体利益奔走，荒诞地将一件小事折腾成一个大事故。这其中有她自己的执拗，也有整个制度的缺陷，但作者并没做出简单的二元判断，而是描绘了造成这个荒诞局面的复杂性，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好坏之分，他们都遵循自己的生存逻辑做出选择，但复杂的中国现状使得整个事情满拧在一起。

刘震云是个喜欢创新的作家，中国当代文学并不缺乏技巧与真知灼见，缺的是和当代社会节奏的一致性，《我不是潘金莲》里，刘震云写了史上最长的两篇序言“那一年”和“二十年后”，十七万字写了李雪莲二十年的上访之路，而史上最短正文却只有一万字，写了被开除县长公职的史为民卖猪肉，为了打麻将从北京假借“上访”之名在最繁忙的春节时段骗到了一张回家的卧铺车票，这个制度的漏洞成为一种回家的计谋，而利用漏洞者正是曾经维护制度的县长史为民，也是二十年前李雪莲一案中被撤职者，他用态度的荒谬来对付制度的荒谬。《我是潘金莲》包裹着通俗小说和艳俗名字的外衣，太像一则新奇的社会新闻，而不是严肃的文学作品，需要经过层层解读，才能剥离出里面的丰富内涵。当今时代，谁能相信“潘金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