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焱

作者: 金雁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2年9月

提起俄罗斯知识阶层这个题目，对于中国读书界来说，可以说是一个又大又沉重的题目。俄苏知识阶层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群“熟悉的陌生人”。说“熟悉”，是因为近代中国跟俄国有很多难解难分的关系，不要说“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更小一些的作家，大多也耳熟能详。老一辈文学家说起哪一个俄苏文学家来，常常会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斯基’”，可见其崇拜之情。

说“陌生”，是因为过去《联共（布）党史》的教科书模式，作为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阶层，甚至具体的作家作品都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对于中国的读书人来说，最早解构这套意识形态模式对于俄苏知识群体的脸谱化谱系的，是以赛亚·伯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

从伯林的笔下，我们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异常敏感而又具有多种面相的，是非常丰富的也是异常复杂的。以往我们好像熟知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等等作家，通过伯林，让我们发现了他们的另一面，觉得最熟悉的其实反倒是最陌生的，我们过去并没有真正了解俄苏知识阶层及其文化。

一般认为，近代知识分子有两个独立的起源，一个是在德雷福斯事件中写作《我控诉·····》的法国作家左拉，标志着近代西欧知识阶层的诞生。另一个是俄罗斯的拉吉舍夫，他写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记》标志着俄罗斯知识阶层的问世。比较而言，对于中国人来说，俄苏知识阶层跟中国知识分子关系更密切一点。正因为这一点，看金雁这本以俄国知识阶层为主题的书，觉得很亲切。

俄罗斯知识阶层或俄罗斯文化对于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有待于未来仔细理清，应当说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

西欧的知识分子很高傲，但是提起俄国知识分子来还是充满敬畏的。俄国知识阶层的产品，好像前苏联生产的工业产品一样，体积都很大，一看就让人很震撼。金雁的《倒转红轮》一开始就探讨这个问题，索尔仁尼琴不写则已，一写就是多少卷多少册这种史诗性的大作品。《红轮》是索尔仁尼琴的一部大作品，金雁的书名由此命名，即溯流而上，追溯俄国知识阶层的成长历程与心路历程。金雁的书一开头就抓住了俄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即对于“大文学”，对于那种史诗性作品的推崇，就像18世纪法国的启蒙学派把什么都归入哲学一样。类似这样关于俄罗斯文化的知识，金雁的书里有很多，让人很有同感。

记得小时候看托翁的《战争与和平》，里面写到贵族安德烈坐着马车回家，然后写路两边的白杨树，我那时数了数中译本中这一段风景描写有18页之长。后来安德烈从家里又出来，心情变了，又坐着马车，又写了十几页的白杨树。这样的小说现在的人可能看不下去。但是俄罗斯作家就有那种气魄，有那种自信，自认为一出手就应当是大作品，至于市场反应怎么样，是不是卖得出去，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再举一个例子，当年我看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德军包围斯大林格勒的时候，美国民众要声援苏联抗击德国，在纽约体育馆里组织了十万人的大乐队，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交响乐。我当时就想，如果是中国，假如美国想声援中国抗日，中国有没有那样的大音乐家，能够做出那样的气势雄浑的宏大交响乐来供人家演奏呢？恐怕没有。

有人一定会说，那是因为中国读书人遇到的政治环境压力太大，也许是这样，要不然中国怎么只能出“伤痕文学”呢。中国固然有文化大革命，有各种惨烈的政治运动，但实际上前苏联时代政治上对于文学艺术的压制也很严酷。但是面对同样残酷的政治环境，苏联的作家还能继续创造出大作品，比如说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这在苏联还是被当做正面的作品，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的大作品。即使那些或多或少受到斯大林主义影响的作品，比起中国同时期的作品来，还是要高出一筹。相比之下，恐怕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底气不行，我们老是怨天尤人，但是还是缺乏俄国知识群体从事文化艺术创造的那种坚忍不拔的韧性。包括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存在主义哲学的那种渊源关系，欧美学术界也还是不能不承认。总体来说，近代中国知识界给世界文化的贡献恐怕差多了。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大体上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山寨版，即虽然有一点近似，但总体来说，比俄国知识界的原创性差了很多，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