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文泽尔

卡洛·科洛迪享誉全球的经典作品《木偶奇遇记》，被苏联著名作家阿列克塞·托尔斯泰灌入大量战前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重塑典型形象之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俄国童话经典作品《金钥匙》主角匹诺曹化身小木偶布拉蒂诺，老木匠形象则分化为发掘会说话木块的朱塞佩，以及将木块雕刻成木偶的吟游诗人卡洛老爹，邪恶的花猫和狐狸分别象征西欧和美国，他们将闯了很多祸的木偶骗到了包含资本主义腐朽世界隐喻的傻瓜城里。一番磨难之后，木偶得到了金钥匙，一举战胜木偶戏团的坏老板卡拉巴斯-巴拉巴斯，最终和卡洛老爹一起开办了新戏团。

改编后的童话文本并未发生多少改变，但在苏联一夜解体、资本主义重获新生之后，所有的旧象征都被赋予了新意象。

解读方式的变化反映童话作品中经典形象流转和客体内容诠释。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童话文本相对阅读主体，都仿佛是身具灵力、掌握绝妙腹语术的玩偶——在文本少有或者根本全无更改的情况下，亦可针对读者所处的社会情境，毫无问题地进行心灵沟通。

据传，希特勒十分喜爱迪斯尼公司的动画长片《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这部片子的德语配音版1938年初在维也纳上映，却始终未在第三帝国公映。尽管如此，希特勒却拥有该片的原版拷贝，且有专门画家为他献上以片中人物为蓝本的绘画作品。有不少人试图深究元首热衷这部美国动画的原因，其中最得人心的论调，要数“格林童话原著”假说：因为格林童话是堂堂正正的“德国制造”。老实说，仅从元首的个人心理分析，白雪公主故事同时满足了他对属下忠诚的渴求，以及对德意志最终得胜的向往也说不定。

说到白雪公主的故事，不妨再看英国女权主义作家安吉拉·卡特在《雪孩》故事中对白雪公主命运的改编：因为女人天生好妒的本性，白雪公主才一出生便被皇后逼入死地，一页之内终结全部本该发生的故事，只有卡特式的现代女性作家才能写得出来的张扬、夸张情节，恰恰证明童话本体是一面公正无私的银镜。

还有美国作家李曼·鲍姆的童话《绿野仙踪》。有人认为文中的奥兹（Oz）国是对应黄金的重量单位“盎司”的缩写，暗示反抗当时令美国全境民不聊生的通货膨胀现象；小说中名叫托托（Toto）的小狗，则是对应单词“酗酒者”，这是对人民党总统候选人酒鬼威廉·布莱恩的批判；其它，如矮人国国人代表劳苦大众、翡翠城颜色匹配美钞颜色等等观点，可谓惊世骇俗。

当然，确实有些“别有用心”的改编者，选择在童话中掺入过多的现实意象，导致童话受困于作者拟造的情境之中，令诠释变成对历史、地区、社会的考古。最典型的例子，要数史云梅耶那部隐喻最为明晰的定格动画作品《斯大林主义在波西米亚的终结》。影片顺应1991年捷克的社会局势，将斯大林雕像用国旗传统色蓝、白、红涂抹，并穿插大量捷克政治人物如哥特瓦尔德、萨波托斯基、古斯塔夫·胡萨克等人的画像——这些画像无一例外地被如骷髅般的败亡象征戳破，甚至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等苏共人物，也被人物间联系牵扯进来，并同样如斯大林主义典型的个人崇拜特征一道，被彻底毁灭。

相比之下，史氏对卡洛尔经典童话《爱丽丝漫游仙境》的改编，就要含蓄得多。在1988年的长片《爱丽丝》中，柴郡猫变成了一只会动的袜子，兔子则是复活了的标本，扑克大战的场景满溢中世纪风情，喝茶的画面也和恐怖片无异。因为改编过于晦涩，片子的解读完全因观众而异：爱看恐怖片的见识了恐怖，喜欢魔幻的可以说它魔幻至极，而孩子们来看，或许又能主动过滤掉福尔马林液、钉子、尸体和锯末，找到童话故事在十九世纪时的脑内映像。

对史云梅耶《爱丽丝》的分析，恰恰证明了那些绝对高明的童话讲述者、或言腹语师们在表演技艺上皆有精妙独到之处：这群人磨镜子的手法堪比神鬼，从他们所造的童话之镜另一端望去，众生相能够各自独立地被放大、增强；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他们能用静止来反映流动，“一沙一世界”蕴藏的禅意，可说是这类童话腹语术的神髓。

可惜，并不是所有时代都能赋予腹语师们自由讲述的权利。捷克人、著名作家卡雷尔·恰佩克先生，热爱园艺、尊重生命、才思敏捷、创作颇丰，但却偏偏生在战火纷飞，法西斯主义威胁全球的年代。因为天性与社会现实抵触严重，作为一介文人，恰佩克将反国家民族主义的心声藏在了自己的童话《昆虫生活中的景象》里，他借各种昆虫的生活来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犬儒日常，而在《万能机器人》中，又一语道破科技至上论的荒谬，而在他最著名的作品《鲵鱼之乱》里，被奴役的高智商鲵鱼掌握了法西斯思想和人类技术，成功反攻陆地，并希望能扩充海面、毁灭全人类。恰佩克的每一部作品都是新童话形式，其内核又全是在反映他眼中所看到的社会现实。

说起新童话中象征主义广泛应用的特点，不能不提安吉拉·卡特的挚友、因为创作知名禁书《撒旦诗篇》而被伊斯兰教下达悬赏追杀令的英国作家拉什迪。在书写童话《哈龙和故事海》时，拉什迪时刻不忘在字里行间暗藏极权统治封杀民众言论自由的内蕴。

即使拉什迪诗歌、散文、寓言手法并用，也还是及不上诺贝尔得主君特·格拉斯的时代童话巨著——《比目鱼》中对格林童话名篇《渔夫和他的妻子》进行的改编，对处于人类发展阶段九个不同时期的妻子形象进行了法庭辩护式的审视。格拉斯自称“对以往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并终将走向穷途末路的男性沙文主义进行了探索”。但实际上，除了作为男性守护神的比目鱼，以及第一人称的渔夫“我”代表男性这两点外，书中种种元素都极尽晦涩之能事。尽管拥有象征手法满溢的姿态，阅读难度之高却令读者仿佛置身某类互相串联的意识流童话漩涡之中。象征男性权威的比目鱼最终以法官身份宣告自己的终结，这里倒是小说最精彩的部分，足以让从头到尾都读不懂的女性读者击掌叫好，也让大男人们垂头丧气。

列举了太多“政治批判童话”，读下来难免会觉得笔者刻意挑选偏颇角度和特殊故事，处心积虑地站在童话之镜的另一面上来进行剖析。这就像芝加哥人芬·加纳所作的讽刺小说《政治正确童话》里所做的一样——对包括小红帽、三只小猪、皇帝的新衣、灰姑娘的故事进行了符合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回炉重造：尽管一切阐释都是角度问题。

鲁迅也曾根据当时社会现实，对大量中国神话和民间故事进行了收编改造，赋予女娲补天、干将莫邪等故事以崭新寓意，收在《故事新编》之中。日本漫画大神手冢治虫，仅凭弗里茨·朗《大都会》的几张剧照就改编出了颇具日本风情《大都会》故事，但其中对未来科技至上社会的忧虑，以及不同阶级之间残酷斗争的描绘，和弗里茨·朗在影片中所欲倾诉的，并无本质差别。而出身加纳的非洲作家梅莎·阿萨雷，所写《魔术山羊》和《猫之友》等童话，与手冢大师的非洲主题新童话作品《森林大帝》的内核也很接近：人类对大自然的掠夺和破坏，以及大自然必会给予的惩罚。

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传播的影响，从来都比民众想像的要大得多。毛泽东也读叶君健直接从丹麦语译过来的安徒生童话，这些童话直接影响到国内著名童书作者严文井的创作。但在文革时期，两位文人毫无疑问地遭受迫害。安徒生童话，在那个非常时代也被列为禁书恰是因为这些作品“政治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