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毫无疑问，中国十一黄金周的光怪陆离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话题。
张超住在美国洛杉矶，当地媒体的报道以及网络上的信息让她担忧不已，她不断地打电话回国嘱咐父母，十一期间千万不要出门。对这一次长假，《洛杉矶时报》用“terrible”（可怕）来形容。
在加州读研究生期间，张超有同学在唐人街华人老板的旅行社里打工，接待来自中国的游客。每年的十一期间都是高峰期，虽然还有一个放假天数等量的春节长假，但在家族团聚的情感需求下，能出门旅游的毕竟是少数，除了虚无飘渺的带薪年假，十一国庆的黄金周，几乎成为中国人调节生活节奏的唯一出口。
为了节约成本，小旅行社的导游很多都找的中国留学生，而他们除了被要求有驾照之外，不需要任何专业背景，经过简单培训就能直接上岗，在他们来看，“中国游客非常好应付，密集的景点加上一两个大型OUT-LETS，只要留出足够的拍照时间，导游甚至可以在车上睡觉。当然，如果最后能带游客们到中餐馆安抚一下中国胃，那简直就是一份标准且完美的行程了。”
专业导游段林林印证了这种说法。他是某国家号旅行社在巴黎的地陪，印象最深的是大约四五年前黄金周接的一个团，几个女团员一下飞机就向他打听，“老佛爷百货在哪里？”在香街那个著名的LV店里，团员们收获颇丰，当日店里一款老花的长钱夹被卖断货，几个人争一只限量版的手袋，最后出店门时发现一个女团员的外套扣子都被扯掉了。
今年是自1999年以来第13个黄金周，媒体和专家一次次诟病这种近似于逃难的迁徙式度假，也不断有自我反思指向了中国人假期凸显的集体行为模式上。而也正是仰赖于多年的负面教育，当闹剧在接蹱而至的灾难下被放大到无以遁形时，一些不可忽略的改变得以在废墟中慢慢生成。
他们的“NO LOGO”
在香港最新的统计数据中，虽然十一访港旅客高达96万人，但“香港零售管理协会”表示今年黄金周的零售额升幅比去年同期明显放缓，大部分商品类别只是单位数或较低的双位数增长，而以内地旅客为主要目标的奢侈品等高价商品类不升反跌，远低于预期。
在过去的几年当中，中国人对奢侈品的购买热情几乎可以拯救这个行业，在消费至上的社会语境下，奢侈品的作用是，无论你来自哪一阶层，只要穿戴体面，出身的水印总可以淡化。香港海港城和广东道的一些名店前操着各种内地口音蜿蜒几十米的队伍一度成为假日风景。
李玉玲在北京东四环某个高档社区的底商拥有一个小店，售卖广东工厂里来源模糊的“原单”货，她还有一项熟客才知道的业务，卖同样是广东渠道的超A手袋。生意做了五六年，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满身牛皮癣一样Logo的包包有点儿卖不动了。年轻的客人最喜欢celine，年纪稍长的买PRADA的多。”一开始，工厂里这些品牌货很少，现在基本街拍出现过的新款都有了——分布在广东沿海的A货小工厂，相比时尚杂志，对潮流心理的把握更加精准。
最近，还有客人拿着杂志上Derek Lam的包让李玉玲帮忙找。李玉玲的感觉并非毫无根据。香港人Foniz来自“代购圈”，他在北京一家公关公司工作，利用出差国外的机会帮朋友带过几次东西，渐渐成为副业。今年他从意大利带回来超过60个手袋和钱夹，几乎都是Bottega Veneta的，Bottega Veneta价格不菲，同时以无外在Logo的低调而闻名。
但要说中国已进入“No Logo”的理性时期，似乎为时尚早，在Foniz的记录里，来自三、四线城市的订单还是集中在某几个品牌的大众款式。更为合理的表述是，购物途径的增加以及审美的多样化，正在默默地推进着这种变化。
设计师品牌ELYSEE YANG的创始人杨冠华把自己的顾客定位在一线城市的白领或者金领，经济独立，受过良好教育，大部分有留学海外经历，“买得起”从来都不是一个门槛，但他们的确是“中国范式”的第一拨背叛者。“他们早就厌倦了满街一样的衣服、包包，还有自以为时尚的自我标榜。”她从品牌的二线系列做起，到现在更高端的一线系列，培养了一批一起成长的客户，还有口碑相传从大品牌回潮的新客户。“我不是走中国风路线的设计师，我的作品非常欧化。”她补充，“懂我的人都懂的。”的确，懂她的人越发多起来。2003年从巴黎LISAA 高等实用艺术学院服装设计及面料设计专业毕业创办自己的品牌，生意好做很多，“至少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设计师品牌这个概念了。”
今年她有位客人要在打折季的时候去巴黎，她帮忙列了一张大品牌、大商场的购物地址，客人逛了一圈，却没买什么大件东西，觉得“重复度太高，也没什么特别的”。这样的忠诚对于杨冠华是好事，但却要愁坏不少大牌。以Burberry为例，他们一系列吸引顾客的策略并不奏效，自今年8月起销售额已经有所下降，具体的表现是，去欧洲旅游的中国游客花越来越少的钱在风衣和其他产品上。
一批较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品牌在遭遇同样尴尬的瓶颈期，奢侈品野蛮生长的时候到此为止。他们面对的是复杂的阶层分野以及由此带来的消费导向差异，一方面是被持续高估的品牌价值，另一方面则是在一线城市的审美疲劳。新浪网援引对巴黎奢侈品顾问公司 Luxe Corp总裁 UchéOkonkwo的采访，“现在中国消费者依旧有很强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的消费方式却完全不同了。现在的奢侈品公司较之于五年前，他们需要花更多的心思在消费者身上。”
拍照VS不拍照
赵晓自认为是典型的非长情的顾客，今年28岁的她5年前在香港广东道花了6800块钱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名牌包，在此之后，她对名牌的热情直线下降，显然，那些显赫的标识并不足以满足一个女性在生活中遇到的种种现实问题。“以前，我们想的是占有，现在趋向于体验。”张静总结道，她供职于北京的一家媒体，她讲述的经历选取了“拍照”作为切入点，“我以前出去玩，特别喜欢拍照，看到漂亮的风景好的画面都要照下来，感觉那样才是自己旅游一趟的收获。用胶片机的时候，拍100多张就算少的了，后来有了数码相机，即使只拿
了个卡片机也是到处拍。”
爱拍照和爱购物大抵是中国游客身上最著名的两个标签了。拍自己是到此一游，将美景据为己有的唯一方式就是拍照，风景区同样角度同样表情轮流照相的同胞被吐槽得太多。还有穿着统一摄影马甲的摄友，他们夏天拍花，秋天拍叶，偶尔还有组织的来个采风。十一期间，一组名为“器材党请自重”的照片在微博上疯传，被拍摄对象是一群正在拍摄藏民的摄友们，他们端着昂贵的长枪短炮，为了所谓的人文摄影，非常粗暴地近距离地将镜头包围正在礼佛、跪拜甚至坐在路边的藏人——虽然是个案，但在那些能获得猎奇快感的场景里，它们不陌生。
张静去新西兰旅游，一行中国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在拍照，“老外很奇怪，这么好的风景不好好欣赏，这些人都在拍什么呢，特傻！”在参观一艘蒸汽船时，他们遇到了一个来自美国的老年合唱团，张静丢下了忙着拍照的团友，和老人们一起唱歌。“我这才发现，拍照的时候你总是处在游客心态上，放下相机，你才能把注意力真正放在美好的景色和人身上，旅行不正是为收获这些吗？”
今年她从都柏林去苏格兰，最后到伦敦，一路上几乎没有拼命拍照的团友。经历多了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态的转换。“你有没有发现，爱拍照的人其实都是自认为过得很小资的人。爱记录是好事，但以此刻意展现某种生活状态，实在是本末倒置的事。”她说，“拍得再好不就是一张明信片嘛，就像徐志摩说的，不带走一片云彩，它美，就让它在那里，日后能回忆起多少，都是一种福气。”
十一的时候，赵晓和男朋友选择再次去香港。晚上8点，上环写字楼的灯光慢慢暗下来，坐在叮叮车二层，老骑楼店铺外面参茸燕窝、海味、药材的霓虹慢慢越过车身木质的窗柩，每路过一个漆黑巷口，都忍不住探头张望，生怕漏了一场江湖风波。妈妈牵着孩子的手，匆匆消失在拐角，一些下了班的白领，把领带搭在桌上，在街市的炒粉档里“撑台脚”。多少人错过了真实的香港？
不过，这样细小的感动似乎太微不足道了。好在我们的时代，本来就缺乏参照，但愿粗糙成长的态度正在成长为不断修完善的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