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文

听到莫言获奖的消息，我立即想起《百年孤独》获奖时，一个拉美批评家的话：这个奖项经常找不准感觉，但是这一次的感觉找准了。莫言和他的同时代乡土作家，都有世界主义的思想背景，同时又植根于乡土社会的历史生活，关注现实的变迁，从血脉到命运都与中国最古老也最众多的文化族群农民息息相通。而且，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现代教育，青年时代适逢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机，浸染了最前卫的艺术思潮，有机会接触异质文化，在域外的见闻构成跨文化的写作视野，在比较参照中思考中国的问题、乡土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中国是人类的一部分，农民的命运是人类命运的一部分，比较于前一代乡土作家，他们是世界主义的，因此而彻底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论、社会学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更没有党派政治的束缚，人类的基本问题以充分个性化的方式呈现在他们的艺术世界中，比如食、性、生殖、死亡、战争、种族、贫富、权力、形形色色的暴力、文明的兴衰、父与子、自然与文明、个人与历史、真实与谎言，以及生态环境、发展与信仰、寻找家园等等，因此使普世的价值具体而生动。而莫言则是以充分感觉化的方式演绎自己的思考，而冲垮了历史逻辑的僵硬堤坝，以爆炸般的恣肆语言形式宣泄心灵的巨大苦痛与欢乐，以中外嫁接的文体滋养出生命的各种传奇，在艺术的还原中呈现出神话般的思维方式，建立起自己质朴而又瑰丽的大地诗学。

一

莫言是真正的农民作家，他来自乡土，背负着乡土的所有历史苦难与梦想，而且就是在进入大都市之后，血缘与文化的羁绊也使他身系着乡土的现实。这一点决定了他基本的叙事立场，民间性、边缘性与世俗性是他所有的作品中基本的特征，由此回归了中国小说的古老源头，以自己的方式重新建立起与多个传统的联系，恋乡与怨乡的基本情结从始至终成为叙事的内在动力。

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民族，农民承载着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自古以来就是民族的主体，自父权制文化确立，特别是隋唐开科举之后，他们就像土地一样，作为母体源源不断地向社会的各个阶层输送着血液，因此而最多地体现着中国人精神的DNA。不仅中国，所有农耕文明都是以农民为绝大多数的历史，而莫言作品中的普世价值首先在题材上具有了全人类的文化关联域，特别是他大量写到进入城市的地之子们的生存与情感。事实如此，艺术题材的重大与否，不是由于事件，而是由于文化种群。因此农民的立场就是中外文化史的立场，这个历史是超越了理性逻辑的民间的记忆，也是对抗着数码化正史的民间叙事。由于现代文明的兴起与传播，近代以降，外来文化的冲击使大都市迅速崛起，取代了乡村文化价值的领导权，农民逐渐处于被覆盖、被遗忘的边缘处境，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进入主流文化。而莫言的叙事立场一开始就深植于这被覆盖与被遗忘的文化一族，以大量的笔墨表现乡土的溃败，其实也就写出了民族历史的溃败与所有农耕文明的溃败。

文学本身就是边缘的事业，这样的叙事立场使他一开始就走上了艺术的正道，成为民族精神的承载者，深刻地表现了在战争革命的动荡中，民族精神所承受的压抑、惶恐、矛盾、分裂、犹疑与徒劳的抗争，也沟通了所有在现代性劫掠中溃败的文明与沉沦的人类共同的精神心理感受。而他对近三十年乡土社会变迁的叙事，则是对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伦理质询，而且是建立在大地之上的生命伦理，生态学的观念连接着全球性的焦虑，这以他晚近的长篇小说《蛙》最为集中。由《红高粱家族》祭祀乡土社会血性的精神图腾到祭祀原始的生殖图腾，单一化的主题从父权制的政治史发展到人类漫长的文化史，其中无奈的悖论也是民族精神与所有东方民族所承受的历史宿命。而对于母性的讴歌与对于儿童的热爱，以及对两性真诚情感的礼赞，则是他的大地诗学中最普世的人文关怀。

二

莫言以立足乡土的基本叙事立场，在建立起大地诗学的同时，也以众生平等的潜在精神建立起自己的叙事伦理，民间的思想使他基本上超越了儒家重教化的文学理念，在自我的体验中，让所有的人物都按照自身的逻辑走向命运的终点，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心灵世界，用自己的话语方式表达对生活的感受与对历史的反映，在杂语的众声喧哗中超越了个体的情结，展现了民族精神的内在矛盾、冲突与分裂，带给小说的世界以丰富的饱满，成为历史原生态的活体。

在莫言的笔下，乡土世界具有大地一样的包容性，他叙事的伦理中体现着“厚德载物”的精神，不仅人物复杂丰富，超越一般的伦理规范，而且多元的文化在这里并存。传统文化、早期的革命文化、抗战中的外来文化、当代的工业文明，一直到近年的全球化产业，都以人物与器物的形式出现在高密东北乡的空间中，浓缩了乡土生活的历史变迁，也更深挚地表达对乡土人生命运的关注，如福克纳式对机械文明的反抗，而没有他的悲观，如马尔克斯式的绝望，但比他乐观。大地赋予他充沛的元气，顽强的生存意志在无数次的混乱、失败与仇杀中挣扎，最终走向祥和的精神。对父辈的质疑也转变为对基本价值的坚守，克服了中国文学主题单一的弊病，传统的文化精神也升华为全人类的理想。乡土在他的笔下负载着最基本的生命价值，具有原始母亲一样的博大情怀。

与这样的叙述立场及叙事伦理相适应的，是他高度感觉化的艺术手法，对乡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自觉师法，使莫言的世界有意识地区别于西方古典时期科学理性主义世界观背景中的古典现实主义，更为适应对乡土生活与民族精神的自由表现。比如，他在《檀香刑》中把现代性的问题高度概括为两种声音，代表着机械文明的火车的声音与代表民间声音的戏曲猫腔，至于色彩的联想与通感的运用更是渗透在叙事的字里行间。因此而沟通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西方感觉主义的美学潮流，也沟通了从鲁迅、萧红、沈从文、汪曾祺一脉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他的世界主义中体现着中国文学自古至今的接受方式，以生命的基本价值为原点，多方面地参照异质文化与艺术，重新发现、选择传统，整合出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好的作家总是能够创建一个自我完足的艺术世界，所有的语言材料都被莫言以心理体验的方式感觉化，以瑰丽奇诡又杂芜得枝蔓横生的语言形式再生为一个不可模仿的宇宙。高度感觉化的表现手法，使他的多数作品都很饱满，虚构中遍布象征与隐喻的情节，“故事之弧”如抛物线般地自然与舒展。

三

莫言在数十年的艺术劳作中，始终是一个不懈的探索者，他发现的乡土社会在历史、文化之外，还有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保守的价值观念中有着观物方式与叙述方式的民族特征。

他的艺术世界充满了反知性的想象力，不仅人物是盲目冲动的，而且所有的故事都建立在非理性的生命本能之上，带给人意想不到的惊怵。这样的故事释放出了他被文明压抑的无意识冲动，放纵着内心儿童般的自我，借助艺术的形象表现出来。事实如此，在他的作品中乡土儿童与少年的形象占据了大量篇幅，而且经常以乡土儿童的立场与想象力构筑故事。历史的叙事也因为这乡土儿童的立场而带来出其不意的效果，一个好奇的听众叙事者与戏剧观众的视角重合，不断的自述与转述形成独特的演述方式，“人民的记忆”以血亲之间的口耳相传，颠覆着正史的元叙事，晚近则以不同立场的人物之口彼此解构，使历史在真实与谎言之间恍兮惚兮，逐渐被传奇化处理，价值观念也在表层的彼此冲突中具有了相对主义的意味，只有回归大地的终极意义才使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呈现出来，故事因此而具有了超越历史与现实本身的文化寓言性质。

这样的叙述方式符合普通人接近历史的一般方式，也接近儿童成长过程中的心智发展，并且一开始就创造出了自己血缘心理的时间形式。而这一时间形式又深嵌于农耕文明的家族制度中，政治史的断代因此被纳入了更稳定漫长的文化史时间形式中，与叙事的其他要素相适应，破碎化的历史与片段式的现实在血缘心理的时间形式中，化合成记忆的完整图像，展现出物理空间中多重意义并存的心理空间，个体的梦想、幻灭、愤怒、惶惑、迷惘、无奈与坚守，便带有民族集体无意识的共同特征：在全球化的时代渴望走出民族精神的集体迷宫。而他所有生命故事的周期都是以这样的时间形式为容器，记叙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奋争与溃败，集体的性格在集体的文化史时间形式中呈现为集体的无奈，他的大地诗学也是以悲怆为主旋律。

四

莫言逃逸出历史理性逻辑的同时，也跳出了古典现实主义的美学窠臼，由此带来小说文体的原创性，特别是他的长篇小说融合了中外文体的多种特质，《红楼梦》家族溃败中的情感叙事与《百年孤独》中宿命般的家族史叙事，《三国演义》的历史叙事，福克纳谶语一样的神秘主义的故事叙事、好莱坞的大片，民间戏剧与外来的话剧等等，都是他构筑自己艺术世界的形式要素。

总的来说他的文体是以神话思维的方式外化出来，强化着显赫的虚构性。这使他的作品结构复杂，故事性极强，体现着依兰·斯塔文斯所谓“长篇小说类型的复活”，传奇的人物与曲折的故事是典型的长篇小说类型。而且由于他兼集中外资源的努力，自由地置换出永远出人意料的文体，十几部长篇毫不重复雷同，各有各的文体特征。

莫言笔下的神话资料属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背景，在他的文本序列中承担着不同的表义功能。他的创作主题是从神话开始，高密东北乡的史前时期在他早期的短篇小说《秋水》中，呈现为一片蛮荒的洪水景象，而《老枪》一类以现代历史为背景的短篇则突出了各种制度的压抑力量，自然与文明的两相对立与融合是他的神话中最基本的主题，反复变奏出精彩的故事，但他的生命诗学是以最基本的自然生命为伦理依托，一再颠覆解构各种意识形态的神话。《红高粱家族》中的弑父抢亲，是对残酷的家族制度婚姻仪式的颠覆；《天堂蒜薹之歌》是对官方话语与监禁制度的话语反抗，说书人的死亡延续着《白狗秋千架》的寓言主题，乡土社会丧失了自己的话语权；《食草家族》中人与动物的和谐共生，使人回归普通物种的自然状态，是对矫情的现代文明的反动；《酒国》红烧婴儿的夸张情节是对杀子文化的变形处理，而神探陷落在粪坑中的结局，则是对西方警匪片改写中的嘲弄，在释放出吃与被吃恐惧的同时，也由神话中的红衣孩儿领导了逃离人肉宴席的暴动；《丰乳肥臀》中超越儒家规范的地母一样的母亲，是对现代历史元叙事返璞归真式的重构，是以身体血脉贯通战争革命的历史骨骼上的血肉；《檀香刑》中所有民间人物的恩怨情仇，都是在现代性劫掠中对历史主宰力量徒劳的血性抗争，而世俗的神话就是在压迫与反抗的互动中被民间的精神所创生；《四十一炮》中的炮孩子和老人结盟，“轰击”的是金钱建筑的商业神话，而《肉孩儿成仙记》的民间戏剧则是新一轮权力建构中创生的世俗神话。《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不断以转世的形象出现，观照着当代农村的历史变迁与农民命运，借助了佛教生死轮回的信仰，生命的伦理在神话的想象中承担起乡土社会自我拯救的主题。《蛙》则深入到生殖的领域，把早年对民族“种的忧虑”置换在商业化的家族制度形式中，以原始的生殖崇拜超度在民族文化宿命中无奈的杀子、金钱操控下的压榨与被迫的代母，重新整合出瓦解了的生命伦理。自然生命在他大地的诗学中，显示出反抗各种文明暴力的永恒力量，而且最终完成由子到父的心理转折，一个具有世界主义思想背景、博爱的父亲形象呼应着蛙的远古图腾，在苦难的血泊中如再生母亲一样，完成了新的艺术自我的确立。

这样的神话思维结构，使莫言的小说文体几乎综合了所有叙事文学的样式，原始神话、史传、叙事诗、变文、方志、童话、传奇、古今中外的小说、寓言、史诗、中外戏剧、电影、说唱艺术、民间故事、传说等等。这些具有特殊历史属性的形式，在错综复杂的结构中，适应着人物故事的丰富性，使他的文体不今不古、不中不西，又亦今亦古、亦中亦西，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乡土与世界，彼此渗透，融会贯通，都在他奇诡的想象世界中承担起特殊的叙事功能，构成他的宇宙高度复杂的物质形式。

五

莫言大量地运用了中外文学中的原型，使他艺术世界的神话性质格外显赫。比如《十三步》中女主人公的真假莫辨，可以追溯到《西游记》中的真假猴王、《水浒》中的真假李逵、《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甄宝玉，还有戴维·洛奇《小世界》中的双胞胎女孩儿。

在他运用的原型中，最大量的是地母的原型，而且承载着其他的原型性人物，最集中地象征着他大地诗学的精神。《丰乳肥臀》中的母亲是最集中的体现，她以身体遭受各种文化与历史暴力的蹂躏，与各种奇异的文化角色及不同种族的人物结合，养育出一群奇异的女儿，因此不仅是原始的种族之母，也是超越种族的人类之母，是和大地一样承受着各种苦难的原始母亲。《蛙》中的姑姑则是地母的变形，她的苦难除了身体之外，还有心灵的冲突，被压抑的母性本能缓解在助产的喜悦中，而不得已的引流则直接扭曲着这本能，文化与历史宿命中的心灵苦难是对母性精神新一轮的戕害，这是地母所无法逃避的现代文明的苦难。其他一些善良的老妇人形象中，也都置换出了这个原型。

大量富于反抗精神的儿童形象则变幻着从哪吒到孙悟空的原型性人物，其中《酒国》里的红孩儿是民间灵异儿童信仰的最直接的出场。还有一些人物形象则连接着现代文学的主题，也带有原型置换的性质，比如《蛙》中代母的形象可以追溯到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无耻的父亲也可以追溯到张爱玲的《花凋》与《创世纪》等作品。此外，堂·吉诃德与桑丘、神探、卧底的色情女间谍等等，则有外国文学艺术中的原型反衬，这既有西化的现代国家机器的现实基础，商业化潮流中全球化的生活场景与细节，也是现代媒体对民间思想覆盖之后的结果。和传统原型的运用手法不同，莫言主要是以反讽方式运用这一类原型。《蛙》中混血的陈鼻，潦倒到在饭店装扮堂·吉诃德糊口，后者的精神谵妄源自骑士的梦想，而陈鼻的谵妄则如阿Q一样来自断子绝孙的恐惧，因此而徒劳地对抗历史的宿命，毁掉了自己和所有人的生活。第一种类型的原型适应了莫言柔性的话语反抗，这是民间神话存在的基本文化心理功能，而后一种类型的原型则承载着莫言的无奈。前者是精神的建构，后者则是犀利的解构，两者都是对现实的反抗。

归根结底，所有的原型都来自民族历史文化积淀中的心理结构，是漫长历史生存中类型化的文化人物。这些原型性的人物，强化着莫言艺术世界虚构性的同时，也以他们所关联的广大文化区间，丰富了莫言艺术世界的语义，这些反知性的语义是乡土现实生存的意义空间。他小说“故事之弧”的饱满不仅是由于表层的人物故事，更是由于人物潜在关联的广大丰富的语义场。正是这些不同文化中的语义场彼此交集，使这个农民的儿子在世界主义的背景中，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由连缀转变为聚合，构筑了时空同体、自我完足的艺术世界。

莫言这个地之子带着大地赋予的顽强生命力，承载着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苦难，以血缘回流式的乡土叙事，建构起自己生命伦理的神话世界，超越了农民与种族的立场，大地的诗学为后现代危机中的人类提供了边缘文化中的情感资源，也汇入了奔涌在漫长人类文明史中的永恒诗情。他以让人眼花缭乱的文体创新，使自我完足的宇宙呈现出旋转的整体效果，时间性与空间性的无限延展，是他对小说文体最富于创造性的贡献。他使汉字活了起来，带着生命的温度在大地上跳跃，成为心灵的翅膀在空中飞翔，而且是带着全人类的梦想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