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汤向阳  尽管“中等收入陷阱”至今没有严格定义，但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经济中“两头够不上”：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与高科技附加值尚未培育出来的现象日趋突显。正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历时一年半时间，由亚洲开发银行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撰写的《超越低成本优势的增长：中国能否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报告试图帮助决策层找到解决方案。

“鉴于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主要的是两点，即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完善市场体制，改革双轨制。”10月27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教授在发布该报告时说。

“药方”

具体而言，林毅夫认为，首先，怎样创造条件让经济能够不断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现快于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其次，中国现在的市场体制还不完善，过去这三十几年改革实行的双轨制造成很多扭曲，这些扭曲带来收入分配不断恶化，引发贪污腐化等各种问题，所以要改革。

但是，在此过程中，经济发展不是静态上的简单配置，还得靠市场这双看不见的手。

“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过程必然会伴随着诸多外部协调问题，如果中国政府像智利政府那样，认为市场就可以完成，那么许多新产业不能出现，一旦没有新产业，即使有很完善的市场制度，也不会有技术不断创新和产业不断升级，这个中等收入陷阱或者低收入陷阱就会成为必然。”林毅夫表示。

在林毅夫看来，实际上，成功国家和地区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起初，往往推行劳动力相对比较密集的产业，利用其竞争力，积累资本，实现产业不断升级，但此过程必须以市场为基础。在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因势利导，有所作为。对于东亚经济体，不管是日本、韩国还是台湾，或者是大陆这几年，政府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报告主笔亚洲开发银行副首席经济学家庄巨忠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共同点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从而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但一国如何通过不断创新适应产业升级？庄巨忠称，答案有共识也有争议。共识主要有两点：存在大量创新企业，企业是创新主体；政府应鼓励并提供创新环境，其中包括政治与经济稳定、良好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本、有效市场竞争机制、健康的金融体系、社会包容氛围、法制健全、产权保护以及廉洁高效的政府等。争议主要出现在产业政策和华盛顿共识。每个国家国情各异，其着力点也应不同。

至于中国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报告给出了六个原则三个对策。六个原则包括：在低成本和创新的关系上更依赖创新；在市场与政府关系上更依赖市场；在消费和投资关系上更依赖消费；在内需与外需关系上更多依赖内需；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更兼顾增长与分配；在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上更兼顾发展和环境。

三个对策诸如：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推动知识型济的发展；其次，深化企业、要素市场和财政体制改革，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最后是保持一个良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稳定的宏观经济、健全的金融系统、社会和谐与包容、环境的可持续性、稳定的外部经济环境。

问题

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中伴随着的问题令中国面临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就此，报告讨论了六个主要问题。

庄巨忠说，首先是中国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尽管中国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但2009年其水平只有美国的10%左右。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科技产品出口国，但大约80%是加工贸易，附加值很低。产业升级需要一大批勇于创新的企业，但是中国民企规模相对较小，国企生产效率激励机制有待改进。

其次是工资上涨与人口老龄化会降低中国低成本优势。近年来中国实际工资增长率超过了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沿海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中国正进入刘易斯拐点。且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渐消失。

再者是经济增长来源不平衡。需求方面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供给方面主要是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经济结构失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体制改革不到位。如要素价格扭曲导致高投资率，国企和地方政府过度投资；市场准入限制、城市化程度低导致服务业发展滞后；汇率缺乏弹性导致中国持续贸易顺差、全球失衡和贸易保护主义。第四是收入差距扩大。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尼系数仅为30左右，2008年达到43.4，在亚洲属于中等偏高水平。虽然技术进步、全球化分工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中国这主要反映出经济改革不到位。如户籍制度；大量行政干预资源配置产生寻租机会；政府公共投入不足等。第五，能源与水资源的制约与环境可持续性。第六是日益挑战的外部经济环境。中国制订经济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外力因素，以保证稳定和谐的外部经济环境。

概之，庄巨忠说，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高增长相当程度上依赖于低成本优势，但是未来几年因为接近刘易斯拐点及人口老龄化引起劳动力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对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少，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创新和产业升级。由于改革没有到位，经济高增长带来一系列结构性问题，如增长来源失衡、收入差距扩大、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供给制约和环境恶化。此外，中国也面临日渐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以上问题可能制约中国产业升级。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三方面对策。一是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级；二是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化与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三是保持一个稳定的经济与社会环境。如果能有效实施以上对策，中国有望在2030年前成为高收入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坦言，中国经济中“两头够不上”的现象比较明显，一方面，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丧失，另一方面，高科技附加值又没有培育出来。

贾康认为中国十八大是非常关键的历史节点。“十八大以后必然引出一轮顶层规划层面的全面配套改革设计，将体现应有的远见和配套水准，以更大的勇气深化改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