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

编辑《新文学史料》，每天接触的作者、读者都是历史爱好者，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闲来穿越，回到过往，体味彼时那人那事那情境，颇多历史意趣。曾国藩指点他的六弟读书，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恍如接其人”、“亲其事”——这说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约从4月开始，国内报刊就渐渐地开始刊登有关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请作家们自由选抄《讲话》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为艺术。也有学者研究当时参会人数，具体到名字，真是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参加了，但在那张著名的历史性合影照片中却不见其身影，据考证有人是临时有事，有人不巧去厕所了，结果错过了照相；有人没有参会——参会人都是受邀的——但赶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进了那个历史瞬间，听见毛主席喊：丁玲在哪里呀？坐近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啦……

七十年，一甲子还要再加十年，真是辽远的过去了。当年恭逢其盛、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讲话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当时不在会场，留在《解放日报》值班，经手编发座谈会相关文章，并最终亲手编发《讲话》。老先生90多岁了，记忆力超好，身体也棒，几个月前亲赴延安参加纪念大会，会上会下被邀发言、被采访，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悦。他去延安前即给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亲历的历史细节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对历年来相关史料的梳理，总体上反映了座谈会前后的历史概貌。

《讲话》在座谈会上讲完后，并没有马上发表，真正发表的时间已是一年半后的1943年10月了。这期间为什么不发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忆，当时报社领导多次催促毛主席发表，毛都说“不要急，要多考虑考虑，慎重些”，而且最后在清样上还有改动，据说在毛延安时期发表文章中，《讲话》是清样上改动最多的。黎辛先生后悔当时没将这些改动的清样保留下来。在中间这一年半时间里，《解放日报》刊发什么呢？因为座谈会讨论得不好——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毛指示《解放日报》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陆续刊登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列宁论文学》以及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讲话》中涉及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的任务，都可以在这些马列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解放日报》在对会议的报道中才首次披露了《讲话》部分内容，如“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高层领导人也纷纷讲话。陈云《反对自视特殊与自高自大》提出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凯丰《到前方到乡村成为群众一分子》，刘少奇也鼓励大家到农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给报纸写通讯报告作品，总之高层表态都刊登出来。最后是作家们积极表态文章陆续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陈学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艺术观，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吴满有》《田保霖》等出现时，毛主席觉得时机成熟了，才将《讲话》拿出来，并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这个由头，经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黎辛文中还回忆1981年胡乔木多次通过秘书指示新闻出版局重新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尽管许多权威翻译家如师哲、曹靖华都认为不必重译，最后列宁这篇文章还是被改题重译了，新题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以“出版物”代替“文学”，为什么这样改？黎辛先生说是为了躲避反对意见。黎辛还回忆1982年胡乔木指示贺敬之今后不必年年纪念《讲话》，五年纪念一次。胡乔木，这位当年亲手整理《讲话》手稿的人，基于何种考虑做这个决定？这又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当代史料了，一时也难深入探讨。但黎辛当时和现在都不满意这个决定。

二

巧的是，就在刊发黎辛先生回忆文章的同期，也刊发了曾是王实味的学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绯石）的回忆录。是历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让后人回忆1942年时不单记得盛会与伟人，也记着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记得那个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当年在延安，薄平与王实味朝夕相处，但年纪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实味这个人。半个多世纪后，当她本人历尽沧桑、特别是间接了解了王实味罹难前后的史实，她激动了，往事历历，汇涌笔端，让我们随她近距离认识那个生活中的王实味——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娱乐活动，每天伏案翻译，从事他自认神圣的革命事业。路上遇见编译部同事，他尽量绕着走，也不愿意将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绍给大家，妻子在窑洞外唱歌，他赶紧拉她回来，说爱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爱的人要藏起来；同事来敲门，他只开一道门缝，说几句赶紧关门，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简单，废话少说。”“避开那些无关的企图看热闹无聊好奇的庸人，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对炊事员、红小鬼他却热情亲切，路上遇到拾粪老农，他会把脚边的干粪蛋帮着踢过去。对妻子好极了。那时他们也是延安众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对，每逢周末，王实味都把窑洞收拾得整洁温馨，瓶里插着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炖着肉，有时还请妻子去馆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缝，还··定规划要把妻子培养成翻译家，要她走路背单词……这样一个生活中的王实味，是以往关于他的冤案的文章中从未涉及的。

中国向来有所谓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谈历史真实，因为正史有可能粉饰、抹杀，野史也可能是“贾雨村言”；想说的是，来自个人、民间的回忆往往行文风格不同，简单、直接、见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复杂，头绪多，盘子大，横看成岭侧成峰，加之还有不能公开的“机要”、“密档”，所以下笔游移、顾忌，读者读来自然不爽利，也没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学史料》刊出的两个作家的专辑，郭沫若与何其芳，都是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党的文艺官员，有关他们的史料，该多么丰富有看头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开的吧。

三

也许最终只能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却永远达不到那真实？努力，进一步也是好的。

关于《白毛女》、《红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别具历史探询之意趣。据王林1946年日记记录的贺敬之报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时，没有将万恶的地主黄世仁枪毙，因为“怕左了”；结果鲁艺伙夫切肉时都愤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张枪决地主恶霸。刘少奇在某次报告中也说，不枪决此恶地主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而据孔昭琪回忆，解放前在他家乡山东阜平县龙泉乡老革命根据地演出的《白毛女》，情节上与后来的经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儿遭强暴与欺骗后，还对黄世仁有幻想。当黄家上上下下忙着为黄世仁办喜事时，张二家的拿起正赶制的新衣朝喜儿身上比，喜儿接下来有这样的唱词：穆仁智说我该高兴，少东家叫我把日子等；张二婶子将衣来比，不由我红喜喜在心里。——比后来经典中的喜儿，阶级觉悟可是差多了，却是真实的。但当时中委们提意见：如果农民群众也无力量，那么最后农民的解放是从何而来呢？

在红色经典诞生之初，众作家评价不一。王林1947年日记记载一次丁玲主持的讨论创作问题的会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说《白毛女》的创作是鲁艺想搞一个大形式以压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气森人（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庙里，笔者注）；艾青说是先有主题而后找生活。丁玲又说《白毛女》的风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记里注明：这话不大正确，《白毛女》还是深为群众爱好的。但王林本人对《白毛女》也并不认为艺术上成功，觉得内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老革命的王林，当时还和后来的著名导演崔嵬琢磨怎样处理情节更精彩呢。他还拿托尔斯泰《复活》做比较，认为内容也平常，也是一个佃女被强奸后被抛弃，认为只是阶级观点不同罢了。据说，当时群众爱看《白毛女》，但文艺专家对这戏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见。有个张季纯还写文章挖苦一大顿，被陆定一看到，说：这些文艺人还应该整风。

日记、书信往往比隔了几十年后的回忆更真实，因为除了记忆的不尽可靠外，还有回忆时的主观态度的影响。对同一件事，有时会有不同回忆，是史料的“罗生门”。我们能做的是：让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说，众声喧哗中，让事实真相凸显。

四

我们向历史扣问的，也许都缘于我们现实当下的困惑；我们向历史寻求的，都是我们亟需的慰藉。

关于鲁迅、胡风、聂绀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乐于刊发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经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大事件、写出重要作品，也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有些历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聂绀弩，他的特立独行、旁逸斜出，即使在历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别具风神，吸引后人不断追忆。

孙郁文章别开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说鲁迅的史料，试图向我们展示一种历史真实，即，在官方评价之外，在媒体宣介之前，鲁迅在众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据细腻，详查至鲁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经济状况，人口房产田地，有数据有图表，可以说将这个题目作尽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鲁研界里无高手，其实，比较而言，研究鲁迅的学者还是水准很高的。聂绀弩致胡风信，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那是梅志当年冒着风险藏在旧衣服口袋里保存下来的，因为诗好情长实在舍不得烧掉。覆巢危卵的状态下，聂绀弩与胡风、梅志，三个都是困在风暴中心的人，却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地切磋诗艺；为了听到老友真实的意见，老聂还颇为孩子气地将自己的诗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诗，请胡风臧否品评……今天,我们遥想当时情形，能不感佩这种大气魄、大风流者乎！而一组胡风的集外佚文也相当震撼——当我们展读胡风致周扬信、致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信，有被击打般的震撼——强烈感受着他对文学对历史的严肃求真的态度，由衷钦敬他虽罹文字狱、“三十万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执于真实。骨头是真的硬。

近年来，众声喧哗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并不喜欢胡风这个人。其实关于这一点，鲁迅生前就下过判词，说胡风性格直，易于招怨。这些不喜欢胡风的史料表达，丰富了对于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认知，也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还是大处着眼。而对聂绀弩，我们也许太欣赏他犹如天马行空般的个性、魏晋人物似的超脱尘俗的神髓，往往将他想得飘飘然神仙似的。其实，谁能完全摆脱现实的一地鸡毛？鲁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啊。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更明白“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丈夫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是个什么气派。

由胡风想到赵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后，诗人邵燕祥写信给他，其中有这样的话：在最近一期 《史料》上拜读你的回忆，对《诗号角》的详尽叙述，并你为之落难的始末，终篇时竟为之落泪。这不仅是你们夫妇俩、我、陈牧黎风、李致远的遭遇，这是20、30、

40年代几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历程，那时的我们，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弱点，但谁想到千百万人会陷入谎言的泥坑、预设的网罗、暴力的胁迫之中呢？

那文章，是作者赵立生先生送到编辑部的，那天下午，我听赵先生讲他的往事。老人轻松的语气不能减轻往事的沉重。但看他从坎坷的经历中走过来，保持着儒雅矜持的风度，拥有健康的身体，甚至电脑也玩得好，办事能力也很强，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种胜利呢。

与薄平老人一样，赵立生先生也是幸运的，都以80、90高龄幸运而自由地回忆过去。

五

能够呈现的史料是幸运的，但同时我们总是悬想那些正在滑向历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当年轻的曹禺狂热追求女同学郑秀的时候，也正是他演戏、写戏近乎痴狂的时候。从那时起，在很短的时间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横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剧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诞育在这个时候。此后，曹禺再不曾有过这样辉煌的创造日。那么，名剧是怎样写出的？剧作家的写作状态如何?凡此种种都即时地展现在致郑秀的百余封情书里。而如此珍贵的新文学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烧毁，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儿在不尽的悔憾中的追忆。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终久湮没？

而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单个作家被组织起来，组织的力量日渐凸显。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作家必须表态，组织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动态。在即将出版的今年最后一期头条刊出的《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就是从五六十年代组织上对包括作家在内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访问调查报告中检出的。辑录人贾俊学先生，长期致力于旧文档案的搜集，从潘家园旧货中淘出了珍贵文献，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这是西方史学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吗？也许可以称为“另类口述史”吧？当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调材料”等等，都属此类。之所以“另类”，就在于当他开口，他已意识到他面对的是组织，是在向组织说。说什么？怎么说？要考虑。

即便如此，也足见大作家们的真性情——精彩极了。老舍侃侃而谈：

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儿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么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段时间，即便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

是不是仿佛坐在老舍先生对面，我们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