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娟/文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是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之起首句，烂漫花事后，压满枝丫的果实就不仅可爱，而且好吃了。那或柔糯或脆爽的果肉，咬一口，于唇齿间迸射出甜酸馥郁的汁水，如此“亲密接触”，早越过了“可远观、不可亵玩”之审美距离。
但吃过之后仍可以入诗、入画，文人写入文章，儿童唱入歌谣，耳熟能详的名篇，古今中外那是太多了：西洋油画中饱满沉实的果子，齐白石水墨丹青中的写意瓜果，想必都见过；即便是小小一颗荔枝，前后就有唐诗人白居易写过《荔枝图序》，有“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的描摹与夸赞，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的赞誉，近似广告语的煊赫，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政治诗，讽刺李隆基和杨贵妃，与荔枝本身倒没多大关系。而当代作家杨朔的《荔枝蜜》，是入学生课本的散文名篇，让我至今一吃荔枝还会想起勤劳的小蜜蜂，嘤嘤嗡嗡的，给人一点点道德压力。
作家汪曾祺为葡萄的一生写过一篇散文，《葡萄月令》。他按月份，记录了一本葡萄从一月到十二月的生命历程。一月，葡萄睡在白雪覆盖下的地窖里；二月春风里葡萄藤出窖，疏懒地匍匐在松松的湿土上，有苍白的小叶子已经等不及了，茁发出来，一见天光，叶边儿就红了，不一会儿又转绿了；三月葡萄藤上架，多年老藤要几个人才能扛起来，人们施肥；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整池子地喝，汪曾祺说，“它真是在喝哎！”于是果园绿了，是水气泱泱的润绿。然后喷药、打梢、掐须、打条……不能任它无节制地“瞎长”，汪曾祺说，“还结不结果呀。”葡萄花，吃葡萄的人未必见过，可能也没想过这事，汪曾祺见过，他描述如此：淡黄微绿，极小，不钻进葡萄架都看不见，花期也短，很快变作一串串绿豆大小的葡萄粒。慢慢地，葡萄膨大了。这时倒不能再浇水了，怕涨破了葡萄皮。于是葡萄在七月、八月的艳阳下一心一意地变甜，而绿色果园也变成彩色的，红宝石、紫水晶、白玛瑙、黑玉……一串串饱满瓷实挺括，璀璨琳琅，汪曾祺说，就是把《说文解字》中“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也不够形容此时的葡萄园。葡萄熟了。葡萄装筐，要让壮小伙跳上筐盖蹦几下压实了，新下的果子竟这么结实，压不坏；倒是怕装不实，运输中咣当来晃悠去，全烂了。这是看汪曾祺这篇文章才得到的知识。葡萄装上车，走了。汪曾祺说：“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而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再喷一次波尔多液——在干校，这也是汪曾祺很拿手的农活儿，他说，“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十月人们割稻子去了，他说，“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十一月葡萄下架，十二月初入窖，把剪掉枝条后光秃秃的老本埋入土中，埋得厚实，外面用铁锹拍平，不能有缝儿，一冬天要检查好几次，否则老鼠钻进去暖和，“咱们的葡萄就受了冷啦！”
读罢这篇“葡萄传记”，我的感想是：如若葡萄有灵，大概会幻作一群葡萄仙子下凡，感谢这位在“干校”劳动的落拓文人曾用充满爱意的眼、手和心思抚过她们。
汪曾祺文质超拔，不仅缘于他沟通中西、古今的文化涵养，而且特别在于他能于文人风尚与民间技趣之间潇洒往还，开拓出别一种文章风致。他对能工巧匠充满敬意。这倒不是拜毛主席驱遣知识分子下干校劳动所赐，早在四十年代，他就写出了《鸡鸭名家》、《戴车匠》那样对“手艺人”无比钦敬的小说名篇。那孵小鸡小鸭的能手在暖室里屏息凝神孵化的情景几近庄严神圣，仿佛天地间正在孕育伟大艺术品；而戴车匠每天庄重地走进他的工作，娴熟地操作车床，木花卷萧萧落下，车出小镇人生活需要的烧饼槌子，擀面杖，蝇拂上甘露子形状柄子，老太太们用的捻线棰，以及木鱼，更柝，孩子玩的陀螺，竹蜻蜓，“螺蛳弓”……某编辑不通，乱加了一个“间”字，戴车匠就走进了“工作间”，文章印出来，汪先生摇头苦笑。在他眼中，劳动中有智慧，有情趣，有美，能工巧匠都是艺术家。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画果蔬的名画家和一个挑担卖水果的小贩之间互相欣赏，那小贩担子上的水果应时令而变幻着新鲜，摆放也好看，颇似艺术家的创意。这篇小说更像是汪曾祺的艺术宣言，是汪曾祺对民间能工巧匠的致敬礼。自古以来，这样看得起、敬重手艺人的文人，有，但真是极少极少。人多以为俗，汪曾祺却百般宝爱，当成是“万古虚空一朝风月”般的大雅。
不过，以瓜果入诗文与图画，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原是有此一雅好的。
还是儿童简单率直，不管什么雅与不雅，吃爽了就唱，“……七种果子摆七样，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甜甜的嘴巴，清脆的童音，流利地唱响。从罗列的果名看，这歌谣自然是北方的。
中国的地大物博，体现在水果上自是品目繁多，过去因为没有动车、高铁、飞机，造成了南人与北人对彼此地界上瓜果的陌生感。鲁迅与许广平通信中，还议论过广东的杨桃。他的学生兼厦门大学的同事孙伏园去广州出差带回来的，想必鲁迅以往听许广平宣扬过这种家乡水果，这回吃了，鲁迅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尽管鲁迅爱屋及乌，批评很有分寸，且十分肯定杨桃了，许广平回信还是要为家乡特产“辩护”，她告诉老师：“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伏老带去的未必是佳品，现时已无此果了。”鲁迅一生忙于疗救国人灵魂，无暇优哉游哉做瓜果闲文，书信里这一节“谈杨桃”，就显得稀罕了。还有好像是在日记里，记过河南人某某，也许是曹靖华，送他一盒柿霜——柿饼上自然形成的一层极薄的白色糖霜，吃一点，甜而凉飕飕仿佛小风掠舌，不然怎叫做“霜”！奇怪！鲁迅吃了又吃，半夜里写完文章要睡时，情不自禁又打开盒子，再舔一口。现在市面上卖的柿饼，外表糊一层白淀粉，根本没有柿霜那自然沁出的甜凉口感。
徐志摩在北京，也不忘给在上海的陆小曼捎带北方果子，有时托人带葡萄，有时因中途耽搁而带不了，因为“葡萄是搁不了三天的”。就许诺带石榴，等到石榴成熟了，因为“糊重的东西要带，就得带真好的。乖！你候着吧，今天总叫你吃着就是。”甜言蜜语比水果还腻。有时也教训：“这回你知道了吧？每天贪吃杨梅荔枝，竟连嗓子都给吃扁了。一向擅长的戏也唱得不是味儿了。以后这还不听听话？凡事总得有个节制，不可太任性。”有时却又馋她，“杏子好吃，昨天自己爬树，采了吃，树头鲜，才叫美！”——也许他想通过北方水果把陆小曼勾引来北京。有时也发牢骚：“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只是一只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总之一对冤家。
外国水果进入中国，名字都加上“西”、“洋”或“番”。西红柿，又名洋柿子、番茄，这么普通大众的一红胖发亮（老舍的形容）的果子，集结了西、洋与番，竟也是舶来的。据老舍在《西红柿》一文中考证，在他小时候，西红柿的营养价值还不为国人所知，大小饭铺也没有拿西红柿做菜的，只是小孩拿着玩的。当时人们颇不习惯西红柿叶子上那股“青气味儿”，掀起青绿色的蒂，闻，还真有这味儿，于是乎“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
西红柿的转运，托了法国大菜馆的福，渐渐地中国馆子也有一道“番茄虾仁儿”了，老舍说，这是门牙挡不住文化侵略呀。三十年代西医又宣传西红柿含维他命，要生吃才好，但当时据老舍观察，只有留洋的人及其子女才有能耐生啃一整个西红柿。
也有水果是我们这里叫A，西餐菜单上叫B，蒙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且价格不菲。最近我发现小时候常吃的灯笼果——碧绿或黄绿色，珍珠大小，薄皮下隐着灯笼撑子似的白色筋络，味道极酸，但酸得纯正——原来就是外国小说里常写到的“醋栗”。还有东北夏天用大叶子包着买的托芭——不知是哪两个字，抑或是满语？蒙古语？俄语？鲜红晶亮似玛瑙，细看，是极细碎的类似桑葚表面那样的粒子，每一点粒子都带着可以忽略的微芒，攒聚成一颗中空的剔透的小篓子似的果实，如桑葚大小，味道酸甜纯正，没有桑葚的药味儿，它就是国外的“树莓”。最近又有朋友相告，东北漫山遍野的野生嘟柿，其实就是超市里以小盒高价出售的蓝莓。不知确否。
“文革”时期，缺少吃食。童年的玩伴四处游荡，发现一种叫做“黑幽幽”或“天星星”的黑色、黄豆大小的野浆果可以吃，虽然有点草腥气，而且吃后嘴唇、牙齿就染黑了。也在罢园的地里摘过歪扭的小茄子，生吃，我也尝了，有铁腥味，但也有点甜。春天，榆树钱儿是孩子们的最爱，大把撸食，绝无残留农药；大人也更着起哄，撺掇小孩上树，撸一布兜，回家洗净了，撒点盐，就是一碟爽口小菜。那时人人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多是毛的头像，也有头像配“语录”的，如“为人民服务”等，稀奇一点的是夜光的。记得有一种是毛主席头像下供着一盘芒果，一小孩特馋，舔了一下像章上的芒果，热切地说：毛主席呀，给我一个芒果吃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