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刚/文
前几年，思想界经常讨论“1949年之后假如鲁迅活着会有什么样命运”的话题，问题的提出是因为一则史料的披露。在1957年反右期间，毛泽东在与上海文教工商界人士座谈的时候，罗稷南向毛泽东发问：“主席，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鲁迅么——”毛泽东略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此前后，周作人、郭沫若、胡适等知识分子，都曾有过思考，甚至鲁迅在其生前也曾有过种种设想。
鲁迅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这里的“崩溃”，指的自然就是风雨苍黄的朝代鼎革之际，那时鲁迅预测自己会成为扫马路的清洁工，联想到文革时期许多知识分子都有扫厕所的经历，鲁迅的预测可谓一语成谶。
在给胡风的信中，鲁迅曾提及萧军的入党问题，鲁迅在信中写道：“我几乎可以无需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锁，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地做，也是打……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在这封信的背后，鲁迅有着被工头利用的惨痛心境。
据牛汉回忆，周作人也曾思考过这个问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牛汉回忆说：“1949或1950年，周作人写信问《人民日报》文艺部：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我看到过这封信，收信人是编辑李离。当时郭沫若是国务院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信转请他答复。郭沫若的回答是：鲁迅和大家一样，首先要改造思想，再根据改造的情况分配适当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隔岸观火的胡适也曾有过自己的思考。这集中体现在他给朋友们的书信中。1955年胡适在给赵元任的一封信中说道：“鲁迅若还活着，也是应该被清算的！1956年，胡适在给雷震的书信中也说：“鲁迅若不死，也会斩头的。”
不论是鲁迅本人，还是胡适、郭沫若，都对鲁迅在四九之后的命运不抱任何乐观态度。而这里面，涉及一个鲁迅与毛泽东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写道：“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既然毛泽东给了鲁迅如此之高的评价，那为什么这些人对这一假设如此悲观呢？我想起了秦始皇的故事。秦始皇读到韩非的书，大加赞赏，说：“如果我要能看到这个人并与之交往，死而无憾。”后来韩非听说了秦始皇的这句话，兴高采烈地来到秦国，好景不长，仅仅由于大臣的流言蜚语，感觉韩非可能损害到自己的霸业，于是，秦始皇举起了铡刀。韩非就这样丧命于所谓的知音之语。既然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的工具，那么创造文艺的文艺家也只能是工具了。
当然，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四九之后鲁迅留在了大陆，这不禁让人又产生一个疑问：既然鲁迅本人都预测到了自己在四九之后的命运，那么，当他在一九四九抉择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有新的选择呢？以鲁迅为代表的这些知识分子，会不会选择离开大陆呢？
晚清以降，许多知识分子在个人与集体之间的抉择中都选择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这可能缘于民国知识分子对个人自由的轻视以及对集体自由的看重。
首先是严复。在救亡的危急关头，严复认为：“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怯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
与严复相呼应，孙中山在黄埔军校的演讲中也曾说：“大家要想革命成功，便先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各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内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大学校长在这一问题上的判断。蔡元培曾写过一篇《舍己为群》的文章来表达对群体的重视，而这篇文章曾入选民国国文课本，影响了一代人的价值观。
与蔡元培一脉相承，马寅初在《北大之精神》的演讲中也曾说道：“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中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今后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自由要紧呢？还是全民族自由要紧？”我们大家对此应加以深切考虑。如果明白了“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们就必须以实心实力共同来完成民族的自由。
可见，当时不少民国知识分子皈依在了国家这一拜物教之下，而对家国情怀的留恋，可能最终导致了马寅初、竺可桢等人在1949年做出留下来的抉择。
与蔡元培、竺可桢等人不同，胡适在对个人与集体的认知上显得与众不同，他曾说道：“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不仅如此，他还曾批评蔡元培、竺可桢等人的价值观，在写给陈之藩的信中，胡适写道：
我在《丁传》里指出他的“宗教”见解。他用动物学知识来说明（来证明！）他所谓“宗教心”（即“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天性”）。我曾指出他这个宗教见解，在无形之中，曾影响他对于苏俄革命及所谓“新式的独裁”的看法。
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这种推崇个人自由的观点与汉娜·阿伦特不谋而合，在给朋友的信中汉娜·阿伦特写道：
我在自己的一生中从没“爱过”任何一个民族或者集体，德意志民族也罢，法兰西民族也罢，美国也罢，更没有爱过诸如工人阶级之类的群体。事实上我只爱我的亲朋好友，至于别的爱我无能为力。
而这种看法，自然导致了胡适的抉择。中共地下党劝胡适留下的时候，胡适曾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从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胡适的抉择是睿智的。
我们无法知道鲁迅在这一问题上的抉择，但从种种因素上不难猜出他的选择。同竺可桢、马寅初一样，鲁迅也是江浙人，鲁迅心中的家国情怀可能也会促使他做出留在大陆的选择，而这也符合鲁迅一贯的思想。况且，鲁迅对苏联就一直充满好感与希望。再加上鲁迅的朋友与学生多数都是左翼知识分子，按照统一战线的策略，围绕在鲁迅周围的左翼知识分子想必也会劝说鲁迅留下。而鲁迅一旦留下，胡风的命运也将等待着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