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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剧变带给当今中国的思考(2)

陆南泉2012-11-19 16:48

 

当今中国应思考的几个问题

上文讲到,小平南方谈话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决不能动摇,并且要加大改革力度,还说出了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狠话。这些话,对我们大多数国人来说是十分熟知的,但结合斯大林—苏联模式失败的实际,再考虑到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重要历史时期,再来领悟这些话,可能会有更深刻的体会。在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当今,根据苏联剧变的教训,以下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必须坚持不懈地深化改革

30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亦出现不少问题,而问题的解决首先要弄清问题产生的原因,是改革过了头还是改革不到位,是在通过总结改革经验教训基础上进行反思,还是否定改革。其次,要在弄清产生问题原因的基础上,在各个领域深化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2006年3月6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曾指出:“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说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进一步坚定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二)积极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历次改革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有时还出现了倒退。

我国在探索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难度极大,往往出现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特别在1989年之后,政治体制改革徘徊不前,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阻碍因素。

有关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不只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存在不少争议的问题。胡锦涛在这次十八大的报告中提出很多极为重要的设想与具体政策措施。这里我们从苏联政治体制出现的问题结合我国的情况,提出一些看法。

首先,要着力解决党政不分的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党政分开之所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党政分开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能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保证做到“党要管党”。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未能解决党政分开的问题,固然有多种原因,但深层次的问题是,实行党政分开就会影响一些人借以获取特权利益的权力基础。

其次,正确对待斯大林模式。我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在政治体制建设方面基本上搬用了斯大林模式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但由于中国长期受封建主义的影响,这种集权往往带有封建专制主义的特点。中国通过改革就是要“去苏联化”。应该说,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方面去苏联化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但在政治体制方面仍有不少领域没有摆脱苏联模式。

再次,实现党内民主是推行民主制度的关键。苏共作为执政党,在斯大林时期不断破坏党内民主制度,最后使苏共变成个人集权制政党。赫鲁晓夫虽反了斯大林个人崇拜,但后来他亦搞个人崇拜。平庸的勃列日涅夫在站稳了脚跟、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之后,也同样搞起个人崇拜。从这里可以让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高度集权体制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性基础,而个人崇拜又是党内缺乏民主的伴随物。少数人乃至一个人说了算,一旦出现问题又没有人敢于提出批评意见,这是党内缺乏民主常见的普遍性的现象。

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从上到下,从领导到一般群众,都赞成政治体制民主化的改革,都认为民主是个好东西,但真正实行起来还是很难。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但我认为党内民主没有很好地解决是个关键性的问题。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党主要管党的干部;二是党的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不能由上级某个领导决定或上级党组织任命。试想,一个党的干部很难对上级领导提不同看法,更不用说提批评意见了,因为自己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级领导与组织手里。

最后,消除政治体制改革三大障碍。中国政治体制难以推进,在我看来,并不是中央高层领导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他们也有着紧迫感与危机感。而影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现今国内学术界有个共识,认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阻力来自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对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有相当的决策权,至少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些学者认为,“这种强势的‘权贵’(资本)阶层,不但已经形成,而且似乎正在从‘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过渡或转化。反腐败斗争难以真正深入,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有实质性进展,主要根源也就在此。”

(王贵秀:《“既得利益阶层”与“利益受损阶层”》,《同舟共进》,2010年第10期)中国要消除政治体制改革的阻力,最为重要的还是要从整体上加快政治体制民主化进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公权力市场化的问题。

第二,“左”的教条主义。应该说,我国在改革过程中重视理论探讨,与时俱进。但这并不可以说,“左”的教条主义障碍消除了。至今还有些人动不动挥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把它当作用来压制别人的武器,还把体制改革中出现的诸如“官僚资本主义”与用权力置换利益、经济垄断、腐败、分配不公等问题,一股脑儿全泼到自由市场经济的身上。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出现上述问题恰恰是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到位,即公民经济自由未得到保障与真正的市场主体尚未形成,垄断部门未市场化与法制建设没有跟上所造成的。

第三,不恰当地、过度地强调民主的特殊性而忽视共性,这是影响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一个因素。笔者认为,民主首先是有共性的东西,人类社会的发展都在追求民主,人本身追求自由、民主和人权。如果对民主的共性与特殊性在理解上出现偏差,以特殊性来否定共性,这样对推进民主共性改革产生困难。

(三)关于改革要坚持正确方向的问题

中国在30多年的改革过程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姓“资”姓“社”的争论。我认为,所谓改革的正确方向,应该是指符合国际社会发展潮流,即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这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从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从高度集权的体制向民主制度过渡。关于这一改革大方向,已成为人们共识。而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它是构成人类共同文明或普世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正确认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关于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执政18年的教训特别值得我们吸取。不少俄罗斯学者在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出现全面停滞的原因时指出,它与一味、片面地维持“稳定”有关。勃列日涅夫靠稳定来维持其领导地位,为此,也用稳定来压制改革,从而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勃列日涅夫的关键问题与他成功攫取国家最高政治地位的秘密完全一致。这个秘密就叫稳定。”([俄罗斯]亚·维·菲利波夫著、吴恩远等译:《俄罗斯现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30页)邓小平同志曾讲过:“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就当今的我国来说,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如腐败、贫富差距拉大、垄断等问题,也只能通过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阻滞与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有关。有些人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就认为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实际上,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稳定也不应该以放弃改革而导致社会经济停滞为代价。我们要特别警惕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乃至倒退为代价换取社会短暂的与积聚大量矛盾与问题的稳定,这个惨痛的教训值得总结与吸取。

(五)经济发展方式能否顺利转变,说到底取决于经济体制的改革

如果我们从经济角度来考察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缘何从增长率递减发展到停滞,那么一个十分明显的问题是,这个时期的苏联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即从粗放经济转向集约道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在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之所以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没有解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说到底是受经济体制的制约。这个问题长期拖了下来,一直到苏联剧变20年后的当今俄罗斯来讲,其经济仍受其严重影响。2010年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工商会会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一次会上讲:“俄罗斯每生产一吨钢,要比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多消耗2倍的电力,每生产1吨化肥要比阿拉伯国家多耗费5倍的电力。”

中国在经济改革的相当一个时期,并没有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20世纪90年代初才提出这个问题,着手抓这个问题,并对世界各大国有关这一问题加以研究。应该说,到目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是粗放型的。可以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无论一个国家资源条件有多么优越,不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不可能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不可能提高经济效益,更不可能使经济现代化,最后迟早会在国际竞争中会败下阵来。我们说,勃列日涅夫时期是苏联走近衰亡的时期,与他执政18年未能改变落后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在研究中国体制改革时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