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贵州毕节5名留守儿童的离去，如同突然撕下这个社会的伤痂，让人心被狠狠地扯痛了一下。我们想知道，这些孩子生前在街头游荡的时候，是否怨过自己的父母，恨过这个社会？

虽然毕节市政府随后对5名男孩意外死亡事件中负有领导和管理责任的相关人士作了处分，但生命已逝，只能寄望于未来悲剧不再重演。另外，应负责任的仅仅是那8个人吗？假设这些孩子的父母不用出去打工，或者他们能跟随父母在打工之地安定下来，那将是另一种结局。如果非得追究责任，那谁又该弥补全国5000多万留守儿童失去的爱？“妈妈，自从你走后，我觉得家里的一切都变了，即使离家很近，也觉得很遥远。每次放假回家，我都会习惯地叫上一声‘妈’。这时，屋里没有任何声音，就像一个空荡荡山野的破庙。”这是媒体刊登的一位留守儿童的日记。据全国妇联统计，全国留守儿童人数已达5800万人。这个独特群体的出现是城乡二元体制下的人口不对称流动造成的，所以这些孩子也被我们称为“时代的孤儿”或者是“制度性孤儿”。

5名留守儿童的逝去是极端个案，但是5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确出现了群体性问题。一项调研结果显示：心理健康问题是留守儿童最容易出现的问题，且表现为隐性，不容易发现但影响深远。

研究发现，留守儿童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是由于父母监护缺位，致使一些留守儿童存在营养不良、学习习惯不良等问题；二是由于亲情缺失，使得一些留守儿童心理和情感的发展受到负面影响，容易造成情感冷漠、内心封闭、缺乏自信、不相信他人等性格缺陷和心理障碍；三是留守儿童的安全面临较多问题，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毕节5名孩子也正是上述原因离家出走导致最后死亡的。

社会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并非始于毕节5名儿童之死。政府与民间一直以来对流动人口带来农村空心化问题的研究，就包含了对农村留守老人、儿童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探索。比如给予留守儿童这个群体更多生活、学习的照顾，有的地方甚至施行“代理爸爸”、“代理妈妈”的措施，弥补留守儿童爱的缺失。

我们都知道这些都只是权宜之计，“代理父母”永远代替不了父母的爱。那有没有根本的解决之道？我们认为，方案有二：一是这些孩子的父母放弃外出打工，就近就业或者直接回家；二是孩子跟父母定居在打工所在的城市。前者在短时间内实现的可能性比较小，毕竟区域间经济的差距、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虽然在逐渐缩小，但完全平衡尚待时日。而后者却容易实现得多，只要城市的管理者愿意放开门槛，留守儿童的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得多。说白了，留守儿童的问题表现在农村，但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却在城市。

在《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明确强调：创造公平社会环境，确保儿童不因户籍、地域、性别、民族、信仰、受教育状况、身体状况和家庭财产状况受到任何歧视，所有儿童享有平等的权利与机会。

但在现实中有诸多障碍阻止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团聚。如果我们的城市能给打工者提供申请廉租房的机会，能让他们的孩子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留守儿童的人数必定大幅度减少。很多时候，我们以种种借口拒绝提供这样的机会，我们更多考量的是区域利益，个人利益，我们甚至为了这些利益，宁愿牺牲了5000多万孩子可能的未来。

所以，当我们决定拆掉不合规定的打工子弟学校的时候，当我们呼吁大城市应该设置人口限制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想想那5个失去生命的男孩，那5000多万个渴望父母爱抚的心灵。没有人性的政策不会长久，没有爱的社会也注定会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