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韩雨亭 在1982年宪法实施30周年之际，社会各界在努力贯彻十八大精神，对十八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寄予厚望。

1982年12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正式通过并颁布。它是一部有中国特色的根本大法，除了确定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外，还规定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时隔30年，专家怎么结合十八大精神，对中国的法治建设进行解读呢？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对宪政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供社会各界争鸣。

“时值1982年宪法实施30周年。我认为落实宪法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宪政，宪政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权利的限制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上。”12月3日晚，福建省委党校副教授王利平对本网记者说，“宪政基本要素是由民主、法治和人权构成，这些都是执政党追求的目标。”

善待环境维权，在法律轨道内解决问题

“今天中国就好像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各级政府为了追求GDP，踩足了油门让这个汽车往前开，开得很快。”王利平说，“环境维权运动就好像这辆车的刹车。把公民的环境维权强压下去，就是把这辆汽车的刹车卸掉了，卸掉的结果会出现车毁人亡，所以要善待公民维权。所以，执政党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作“五位一体”的重要内容之一。”

相比有人把公民维权看做是“惹麻烦”，王利平认为公民维权运动是社会推动政府进步的力量，是在法律程序及框架内的理性和建设性的温和力量，是推动社会转型和渐进的一个很好方式，打压公民维权运动的做法不利于社会转型，如果一味打压，就会把维权公民逼成了刁民、暴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带头“下访”解决民众关心的疑难问题。之后，浙江引入律师接待访民，把上访的公民维权行动导入法律轨道。王利平认为，这是政府良性回应公民维权的做法。十八大报告也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社会管理法治化是世界潮流，要正确处理好理念上的转变，我们要在管理过程中由重权走向重人权，改变计划经济下的集权管理，保障好公民权利，因为人权是政权的基础，所以我们的宪法里才会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王利平说，“法治是体现为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基本制度设计，要实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从重管理转到重治理，让权力由刚变柔，把宪法落实到位。”

主动推进依法执政，因势利导公民维权

社会问题尖锐化，抗争越来越多，靠维稳的方式已经不行了。王利平表示，现在有维稳经费可以支出，但这是个恶性循环。靠土地财政收入来增加政府的财政开支，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就是加紧了征地的速度，激化了这个矛盾，社会必须回到宪政的道路上来。

这次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表示要改革创新。回顾历史，上世纪70年代末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执政党担负了改革发动机的作用。当时在安徽搞家庭承包制的试点，也有很多争议，但是最后还是得到了中央的认可并推广了出来，执政党主动变革成为一个改革的发动机，体现在执政党从高层到具体掌权的人，他们有乐于改革的精神和改革的状态。改革开放30多年来，矛盾累积导致群体性事件和问题层出不穷。学者王信贤在《当代中国国家能力与社会稳定：兼论“社会管理创新”的意涵》一文中，通过公开媒体资料的收集，形成1117份资料，就2007——2011年群体性事件分析，政府压制群体性事件的比例为47.9%，政府漠视或无结果的比例为35.3%，政府介入协调成功的为16.8%。可见,我们在处理群体事件上，主要还是采取“刚性维稳“的手段。

公民权利的大潮是遏制不住的，采取堵而不是疏的方式，最终会成为麻烦事,会出大问题。清华大学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 》报告中揭示，广州的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社会保障经费。2009年，《人民论坛》杂志社联合人民网、腾讯网做了“靠什么支撑中国基层政权”的问卷调查，7006人参与投票，结果显示:70%以上对基层党员干部是不太满意的。这些状况令人担忧，若不改会出大问题。

王利平强调，不能用管控的方式来把社会管死，要把社会激活，通过创新来激活。近几年来群体事件日趋频繁，规模日趋大，包括今年的宁波事件，江苏启东事件等，如果我们不是用法治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社会权力就会越来越集中，社会就会走上越来越和法治相悖的道路，离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的目标就会越来越远。

为此，十八大报告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

 从经济建设转到社会建设，人人皆可成为改革力量

“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人人成为社会的良性力量。”王利平说，“十八大从七个方面来谈改革问题，汪洋提出破除既得利益要从执政党和政府开刀，但作为一个现代公民，不能把自己置身事外。”

上世纪80年代，执政党作为改革的动力源，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全面进行，使中国改革开放出现一个蓬勃的态势，带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同时，政治体制改革与如今的改革相比较，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导致了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局面仍然存在。王利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要转到以社会建设为中心。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激活社会的力量，来推动中国的再一次的全面改革，用社会的力量和体制内的健康改革力量，形成良性互动，共同去打破阻碍改革的利益格局，使中国的改革能够释放出一个新的能量来。

王利平分析，改革开放30多年获益之后，有可能出现的倾向就是维持现状，不想改了，要靠激活社会的力量去推动政府改。

互联网时代为中国在公民社会建设方面来了一个加速度，这个对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挑战，这已使公民社会建设呈现出一种势不可挡、蓬勃发展的状态。近十几年来，随着互联网不断发达展，网络民意已经呈现出倒逼机制。

“我们要认清问题所在，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个集团身上，我们不能走老路。”王利平再次强调，“每一个人都成为能为这个社会尽责的公民，成为理性的、建设性的、良性的力量，这样整个社会才会形成良性的合力去推动改革，这必定让体制内的改革力量能坚定改革的步伐，更有信心去改革，而且更容易把改革深化下去。”“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有学者提出改革路线图，这都涉及到改革的目标问题，我认为宪政就是改革的目标，因此落实宪政是最有力的改革。” （人民网记者林长生对此文亦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