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南泉/文

今年8月22日，是明确提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诞辰110周年。

上述重要思想的提出与他对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长期没有进行根本性改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深刻认识有密切关系。邓小平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的精辟论述，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改革必要性的理解。

不走苏联社会主义的老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中，相当一个时期是搬用苏联的做法。跟着走了一段后发现，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都存在不少问题。毛泽东在1955年底提出了“以苏为鉴”。1956年4月2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前《论十大关系》中指出，要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为鉴，在“农、轻、重”与“国际关系”等方面不要重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引以为戒”，“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20—744页）

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传出后不久，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他还表示，中国应该走出一条比苏联更好的道路。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开始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并没有跳出或突破斯大林模式这个框框。正是这个原因，后来中国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基本上实践了一遍，并且还发起了“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在中共八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明确地认为，把斯大林神化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反面教训。他指出：“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主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234—235页）邓小平后来指出，中共八大时期对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做的重要探索，后来被不断进行的“左”的政治运动与思潮沖淹了。

邓小平再次执政后，在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教训的基础上，根据斯大林模式提供的教训，不断地批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1977年9月29日，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成果（按，指科学教育领域）都要学习，引进来作为基础，不管那些‘洋奴哲学’的帽子。我们实行‘拿来主义’。”(《邓小平年谱》（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1页)

1978年3月10日，邓小平在国务院会议上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总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二十八年只搞了二千三百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干社会主义，要有具体体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上，第277页)

同年9月15日，邓小平又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办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总的说来，我们的体制不适应现代化，上层建筑不适应新的要求。”“多少年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脑筋开动得也不够，这些年来思想僵化了。企业管理，过去是苏联那一套，没有跳出那个圈子。”

邓小平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3页）

他还讲：“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同上，第261页）

邓小平总结我国发展历史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年多，走的路是比较曲折的。因为我们干的是一件新的事情，叫建设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比我们搞得早的有苏联，还有东欧。我们开始是照搬他们的，看来他们的东西也并不那么成熟。”(《邓小平年谱》（下），第1049页)

中国的革命者，为什么从“走俄国人的路”转变为“走自己的路”，这是因为十月革命后，在苏联所建立的是不符合科学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人们常讲，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后来，实际上更多学到的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列宁在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结束后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遗憾的是，推行新经济政策时间不长。到了1929年，斯大林宣布“当它（指新经济政策——笔者注）不再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斯大林选集 （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版，第196页）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谈及社会主义本质与发展道路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想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模式僵化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版，第139页）邓小平对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明确肯定的只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年—1928年）的8年。

必须坚持不断地进行改革

邓小平从理论分析社会主义改革必要性时说：“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2页)这是针对斯大林理论上的教条主义与僵化讲的。

一定的经济体制模式是由一定的经济理论决定的。计划经济的理论源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未来社会是不存在商品货币、市场的社会的理论。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前也与马克思、恩格斯持相似的看法，把社会主义经济视为产品经济。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改变了上述看法。后来，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一直到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最后形成的历史时期，有关商品货币关系的理论，尽管中间有所变化与发展，但商品经济、市场调节作用等观点一直不占主导地位，有不少争论，并不断遭到批判。而产品经济观，即否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济，否定价值规律、市场的调节作用的观点，一直居主导地位。这也成为斯大林逝世后，苏联难以对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什么社会主义必须进行不断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社会主义至今尚在实践中，并未成形。中国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总结，明确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概念。邓小平在谈到建设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时特别强调：“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探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社会主义远未定型，只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在此过程中使社会主义日益完善、成形。在实践与探索过程中，必然要根据客观变化了的情况进行改革。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说过：“所谓‘社会主义’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任何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的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中文版第1版，第443页）

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之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同上，第138页）改革是革命，是一个不断进行的革命，也就是说，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邓小平还指出：“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页）

这个教训是十分深刻的。东欧各国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下，1991年12月25日苏联不复存在。苏联解体后的20多天，即1992年1月17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急于启航南巡。在我看来这次南方之行的背景有二：一是国内改革受阻，姓“资”姓“社”的争论不休；二是苏联垮台，使邓小平产生了加快改革的紧迫感。他十分清楚，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由于弊病太多，已走入死胡同，失去了动力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社会变迁的原因应该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中去寻找。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亦应从制度中去找，而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些领袖人物。早在1980年，小平同志在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就指出：“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小平同志还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同上，第333页）

因此，邓小平认为，应汲取苏联不断丧失改革机遇而最后导致垮台的教训，中国不应错过改革时机，不允许让改革半途而废，从而重蹈苏东国家覆辙。

通过改革把经济建设搞好

理论的僵化导致体制的僵化。不能及时地根据变化了的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就不可能及时地解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问题。长期以来，苏联一直批判市场经济，勃列日涅夫时期最为起劲，认为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向“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苏联]《经济报》1979年第26期）长期的理论僵化，使苏联难以进行根本性的经济改革，也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

如果我们对苏联经济建设综合地、从社会主义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与目的的视角来考察，可以认为，苏联并没有把经济建设搞好，这主要表现在：

随着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苏联经济增长率出现了递减，即出现了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到1990年社会总产值已为负增长2％；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半封闭的经济；不少经济政策往往脱离人民的切身利益。苏联发展经济的政策，往往不是立足于尽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到苏联解体前夕，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

苏联经济建设没有搞好，这说明苏共既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也不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更难以体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对最终苏联解体与苏共垮台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邓小平在东欧一些国家发生剧变后的1990年3月3日与中央几位负责同志的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54页）后来在1992年初，也就是在苏联发生剧变后，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正如有的学者说的，“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根本原因的人是邓小平。”今天我们重温邓小平有关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不要苏联特色，而必须扬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