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视界
王晓夏
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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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即便是没有读过德国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的人们,往往也能背得出这句关于战争的经典语录。但是这样简单的断章取义往往会误解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和政治之间关系的准确描述。
如果细读克氏的原著,就会发现他的本意是指,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这里克氏指出了战争和政治天然的“血缘关系”,更重要的是战争还包含超越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这是一种能够意会却难以表达的神秘力量。
以笔者的粗浅理解,这里的“另一种手段”或许就是巨大“破坏力”所带来的整体而深刻的“重塑力”。当一场战争来临、折磨、平息之后,破坏掉的不仅仅是生命、物质(如城市),更重要的是破环了交战双方群体内心深处的道德、伦理、价值观等等被人类所珍视的理性的沉淀(或许我们可以将这些非物质的东西视为人类文明的根本)。
在极端的状态中,战争将打破一切常态,并进行重建。这一过程也将深刻地影响到政治,战争前夕所设定的政治走向显然已经无法按照最初的利益博弈的路径来推演。
那时,战争已不再是政治的简单延续,而早已超乎政治之外。正是基于对这些不可控“破坏力”的恐惧,此前美苏基于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持续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激烈冲突和对抗最终没有发展成为战争,而是以“冷战”这一新形态表现出来。如今,冷战似乎成为大国或强国之间的一种战争形态。
时下,中日之间夹杂着领土纠纷、历史积怨、意识形态差异等等矛盾之下冲突和对抗,同样以冷战形式表现出来,只不过这种冷战表现的更加复杂同时也更加危险。
“新冷战”
美苏之间的冷战通过相互确保毁灭的威慑,回避双方直接热战的可能,取而代之以双方遥控代理人之间的战争,有时一方也会亲自赤膊上阵,和另一方的代理人进行战争。这期间始终伴随着赤裸裸的军备竞赛和直接针对对方的军事部署。
军事恐吓和外交谈判贯穿了美苏冷战始末,尽管曾经多达19次重大事件和误判使得双方几乎走到了核热战的边缘,双方领袖高层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受到军事机密以及秘密外交的限制,这些压力始终无法传导到平民阶层。因此,冷战无法像以往真正的战争一样产生什么“破坏力”,更谈不上什么“重塑力”。
相比远去的美苏之间的激烈冷战,因钓鱼岛问题中日之间所爆发的“冷战”尽管看上去显得十分温和,但破坏性却可能超过美苏冷战,甚至会衍化成为军事热战,成为东亚乃至影响世界的最大不安定因素之一。
和美苏冷战相似的是,在美国的间接参与下,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部署和针对性行动,例如此前美日在中国周边进行的联合军演、中国高调展示在研的第五代战机,甚至是反卫星导弹试射(据美国宣称)。尽管双方都不愿承认和对方有关,一轮又一轮的军事行动和部署强烈地吸引着舆论的视线,同时也在提醒世界双方正在处于激烈的交锋之中。
尽管如此,谢天谢地的是交锋中的双方都被困于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之中,即便是长期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下行也几乎成为共识。面临如此局面,虽然双方无法在争议领土上达成共识,但对于“和平之于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性”却取得了一致。此前,美日曾一度取消联合军演可以被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妥协。
基于这样的基本判断,一些乐观主义者认定,所有围绕钓鱼岛争端的武装部署和行动是一场对内多于对外的政治秀。在双方大秀肌肉之时,恰逢两国领导人都面临换届。
如果说中日的军事层面的冷战是一种针对公众超过对手的公关姿态,那么中日冷战已经更多地延伸到经济领域,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两年前,一艘中国渔船驶入钓鱼岛附近海域,与日本官方船只发生冲撞,中国船长被日方逮捕。之后,中国限制向日本出售其工业赖以生存的稀土。对于电子制造业完全系于稀土资源供应的日本,这无疑是一种经济报复。在这一轮新冷战之中,在官方默许和民间默契之下,一场大规模的“抵制日货”的运动在民间悄然兴起,很难将这种行为鉴定为简单的“经济报复”,因为其规模更接近一场“战争”。
中国是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场,在华业务的损失无疑将进一步加剧企业困顿。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经济运行数据,日本经济确实加速了下行。在此局面下,日本越来越严重的失业问题将进一步恶化,许多日本人未来将承受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
公众对经济不满,会迁怒于政府,迫使政府在你来我往的军事部署中更加强硬,而这在客观上也让双方回旋的余地变得更加狭小。在中日的经济对峙中,所有人都将感受到这种冲击。尽管中日之间的冷战比美苏之间的冷战更温柔与和缓,但其超越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意味也更加明显。
且不论“抵制日货”对于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这场“反日运动”释放出了巨大的力量——民族主义。这种几乎可以称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已经打倒了好几个帝国。从帝国废墟中生长出众多的民族国家,改变了世界的版图。在政府和公众信息越来越趋于对称的互联网信息时代,这种基于共同的语言、符号、叙事方式、历史(总是充斥着神话)的强大力量将展露出更大的杀伤力。
中国官方暂时利用了这股强大力量,但由于中国缺少分化稀释民族主义力量的制度设计(民主国家往往通过左右分野的民主政治制度来分化民族主义),国内内部矛盾将变身为民族主义力量,最终将演变为难以控制的反噬力量。这种可能性违背最初发动经济战争的政治期望。
“热战”萌芽
从根本而言,战争损害中日双方的根本利益,但随着“冷战”的升级,“热战”的风险也越来越高。在过去的美苏冷战期间,即便双方发生激烈的摩擦,但由于双边签署了高度技术性的行为规范协议和多渠道的沟通机制,摩擦不太容易升级为冲突。
例如,1988年,美国第六舰队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前往苏联黑海舰队驻地附近,苏联海军派出两艘军舰前去阻拦,一艘护卫舰对美国巡洋舰实施直接撞击,险些引爆军舰装载的导弹。尽管如此,双方依然可以通过制度性的沟通渠道协商解决,并技术性判断双方责任。
如今,中日、中美之间也启动了建立这一预防沟通机制的谈判,但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在钓鱼岛事端开始之后,中国甚至公开拒绝和日本谈判,而这些制度性沟通机制的缺失将增加冲突的风险,而冲突一旦发生又可能升级为战争。
在冷战中,能否准确明白对方的外交语言同样至关重要。危机双方之间的军事理论和学说的差异如此之大,导致双方在没有制度性沟通机制下,往往会误判对方的意图。双方军队决策者为显示意志而采取的种种举措,总是遵循着各自的军事传统,渗透各自不同的军事思维逻辑。这必然导致双方理解上的误差。
例如,在1995至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解放军二炮部队奉命向靠近台湾本岛的指定海域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以震慑当时岛内日益膨胀的独立倾向。当美国向西太平洋地区部署航母战斗群后,美国军方普遍认为,中国会意识到美国的举动体现对台湾的强烈支持。在美国决策层看来,中国在得知美国军事力量将实质性介入危机后,如果没有做出同等级别的军事反应,即意味着美国成功对中国实施了武力威慑。
但是,根据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学者克里斯托弗·图米的大量调查和研究,当时中国并没有屈服美国的威慑,中国甚至没有意识到美国派遣航母与其强烈的战争意志之间存在着什么必然联系。
当年错误的战略判断,极其幸运地没有演绎成为灾难。但谁能保证在中日逐步升级的冷战中,这种幸运能够延续呢?
尽管日本的军事理论与学说和美国有一定的差异性,但究其根本,都建立在“实力逻辑”的哲学上。自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美军以先进的军事技术为牵引,进行了一系列局部战争,验证了这一哲学的有效性。在这几次战争中,美军所采用的具体制胜理论和军事学说都略有不同,但总的说来,美军主要依赖其技术优势,集结压倒性力量,在战争初期向敌人作战体系的关键发起攻击。如今为美国人所推崇的机动战、空海一体战、网络中心战理论等等,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学说显然意在谋求一种不对称的军事能力,以抗衡对方在传统高技术战场上的技术优势,针对的正是对手军事系统的软肋。例如,中国近期展示的空间作战能力,就是典型的非对称作战手段。
在这种不对称的军事思维,不仅讲究在装备、技术和战术上的不对称,更讲究“势”上的不对称,暗合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中“取势不取形”的精髓,强调营造一种“非战而先胜”的环境和氛围。
在双方南辕北辙的军事战略思想影响下,看似无害的“冷战”最终或许将引爆成为不被人期许的热战。战争过后,曾经的政治设定必然也将偏离最初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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