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启越 刚刚过去的2012年，对于一直推动异地高考的改革者来说，是一个转折年。12月30日，2012年的最后一个周末，北京、上海、广州的异地高考政策终于“赶点”出台。截至2013年1月1日，全国共有27个省市已公布随迁子女就地中、高考的方案。

各地门槛高低不一，有的省份是一步到位，比如山东、安徽等只要有学籍的非户籍学生就可在当地参加高考。而有的省份却只是小迈半步，被视为异地高考“堡垒”的北上广，采取的是分步执行的方式。而这其中，北京、上海放开的口子又为最小。

放开口子的大与小，与异地高考改革的难易是成反比的，与背后的利益大小也成反比。我曾在一篇《异地高考必须有顶层设计》的评论中提出，区域化录取模式导致了北京、上海等地区的学生能以很低的分数考上清华、北大，而这个分数在其他省份可能连一般大学都上不了。如果让地方出台异地高考改革方案，其实质就是让当地户籍人口让渡自己的既得利益，阻力可想而知。地方政府自然也无此改革动力。

从现在公布的27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方案来看，基本印证了上述判断。高考录取分数高，录取率低的省份，异地高考门槛就低；高考录取分数低，录取率高的，异地高考门槛就高。

而民间因为异地高考出现的冲突也集中于京沪。2012年关注度较高的热点事件之一就是京沪两地户籍人士和非户籍学生家长的约辩。“异闹”与“蝗虫”是本地人对外地人的称呼。本地户籍人口反对的理由之一是“外地孩子素质极差，常打架斗殴，会带坏本地小孩”。而非户籍家长则表示北京并非北京人的北京。其实约辩双方都是普通家长，都为自己孩子的未来焦虑。如果将心比心，都能理解对方的心情，但是“屌丝”何苦难为“屌丝”？其实就是利益。

我们也无须给那些反对异地高考的家长们扣上“破坏社会公正”的大帽子。在我们这个资源稀缺性的社会，维护自己为数不多的私利无可厚非，向他们提出为整体利益而放弃自身小利益的要求显然是强人所难，对其予以道德审判。所以，一切的反对与赞成之声我们认为是有必要的，这至少是各自利益的真实表达，比曾经的“服从分配”要进步许多。

我们认为，破解异地高考困局的路径不在于剥夺一个个体的利益，给予另外一个个体，而是要破除区域利益的固化，让所有的孩子都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北京大学在录取河南的孩子与北京的孩子的时候，是同一个标准的，即个人素质，而非是来自那里。而现在这种区域利益差距是非常大的。以北京大学为例，根据2011年的录取数据，每万名考生中考入北大的比例，安徽为1.27，广东为1.4，贵州为1.48，河南为1.87，北京为52.5。

所以，我们坚持认为，作为教育的最高主管部门教育部，不能将解决异地高考困局的责任完全下放给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各自表述。而是应该在高考招生的体制上进行变革，实现高考的“同一个平台，同一个梦想”——考生在任何省份参加统一测试，以统一测试成绩自主申请高校，高校自主招生。在这个改革上，教育部走得比北上广地方政府的步子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