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资本与中国经济

王晓夏2013-01-07 15:29

不知道什么时候,“海权”已经成为中国公共话语体系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重要词汇。尽管很多人对这一词汇的内涵还不甚了解,但在众多著述中,海权似乎已经成为中国未来崛起的关键性力量,因此鼓吹扩充海军实力者为数众多。

海权的真谛究竟为何?未来十年,中国的命运是否真的和海洋紧密相连,探究过往海权国家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不同的解答。

“海权”:资本的冲动

“海权”一词源自英文Sea pow-er,从字面来看只是“海上力量”的意思,但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将其解释为国家“用来将其军事力量向海洋扩张的手段”,而扩张背后能够体会到其“控制和利用海洋的权力”的意味。

字面和实际意义的巨大差距得益于以欧洲国家为代表,长达4个多世纪所历经硝烟、死亡、荣辱和国家兴衰的实践,以及美国海军学院院长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1840-1914)对历史总结后的高度理论概括。海权一词背后沉甸甸的。

在马汉《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他这样写道:“海权的历史,从其广义来说,涉及了有益于一个民族依靠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在这背后使得海权包含着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的意义。

在马汉生活的那个时代,恰恰处于工业化时代先发国家纷纷实现海外扩张的时代,海洋如同是地球上的“血管”。通过血管,列强们完成了商品的输出和生产原材料资源的掠夺。相比陆地地理上的阻隔,通过海洋,国家力量可以被快速投送到世界各地,并将世界财富以同样最快捷的方式送返资本母国。

在这一竞争过程中,各主要列强之间不断因分赃不均而爆发战争。通过海上战争,来封锁和干扰对方连接海外利益的“血管”显得十分重要。因此,一个国家如果通过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获得对海洋的控制权,往往也将形成强大的政治影响力,获得优势的国际外交环境,同时这些对外影响力也将转化成为强大的经济优势。例如,在西班牙控制加勒比海时,制定了排他性的贸易垄断条款,使其在和中美洲和南美地区的殖民地贸易中利益最大化。

借助这样的模式,海权成为横贯军事、政治和经济三个层面的重要力量,而海权的更迭往往也预示着一个国家在全球政治和经济中地位的变迁。

海权看似至关重要,但海权的建立,却并不是能通过简单扩充军备而获得的。当人们再次翻开海权从近代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到现代美国逐一接替的历史后,我们会发现资本扩张的能力才是海权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原因,也是决定海权能否长久存续与发展的支撑性要素。

海权本身并不具有确保国家强盛的神奇功效,而国家盛衰归根结底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的活力以及制度创新的能力等这些国家制度的内在因素。

资本进化和海权更迭

如何还原资本的贪婪本性,激发其内在的衍生性,一直贯穿在各个不同时期海权国家的发展逻辑之中。

中世纪晚期,欧洲人口的增长、城市国家之间竞争压力的增长、内外贸易的发展都“驱使欧洲人去寻找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来源地,以及连接母国的航线”。这时,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冒险家们带着对财富特别是黄金的执着踏上了冒险的航程。葡萄牙人率先在非洲海岸,甚至绕过好望角一路向东,在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和掠夺黄金和财富,而西班牙人则一路向西,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新大陆。

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直接式的掠夺,让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大发横财。特别对于西班牙人而言,海外财富还支撑了一支当时堪称世界第一的“无敌舰队”。但是,巨大的财富并没有形成资本,更谈不上资本进一步扩张的机制和市场渠道,最终掠夺来的海量财富不是被国王们消耗在巩固王权的内部治理中,就是浪费在满足自己穷奢极欲之中。唯一值得历史记录的是,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冒险而得的财富,却为欧洲的后来者提供了机会,因为大量财富通过贸易转流到了荷兰和英国人手中。

对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失败,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这样精彩的描述:“西班牙衰落的原因似乎是没有建立( 也许因为它不能建立) 能使西班牙统治阶级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创立中获利的那种国家机器……尽管16世纪西班牙在这个世界经济体中居于中心的地理经济位置,一旦1588 年‘无敌舰队’战败,它的这种国际地位就循着国际政策的内在逻辑结论走下去。”

机会留给了早已在准备中的荷兰人。

当时,荷兰人早已因海运贸易而闻名,在西班牙统治时期,荷兰就已经掌控波罗的海贸易的主导权。在尼德兰革命后,荷兰获得独立,良性的国家制度建立后,贸易被荷兰人玩到了极致。资本从赤裸裸的掠夺,转向了最原始的衍生手段——贸易,荷兰人仰仗其发达的航运业和银行业,逐渐成为当时全球经济体系中的核心,当时的阿姆斯特丹不仅是连接欧洲与外部世界的纽带,甚至一度是欧洲市场中商品生产、转运中心和资本市场的中心。依赖和波罗的海、地中海、西印度群岛和东印度群岛海运贸易中获得巨额商业利润,荷兰轻易地取代了西班牙。

荷兰人的短暂成功,很快被英国领导的工业化革命所消弭。贸易资本变身成为工业资本,单纯的贸易被大规模生产并将其产品出口到海外庞大市场的运作模式所取代。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起步,英国国内逐步完成了宪政革命,从制度层面让资本从王权的威胁中拯救出来。随后借助煤炭驱动的蒸汽动力,英国走向了世界的顶点,同时也带动和加速了欧洲各列强的工业化进程。

这一过程中,为了工业资本的扩张,英国更强调一种开放和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体系,并以自由贸易、非歧视性和平等待遇为基础,而不是以控制和支配殖民地为基础(相比此前海权国家而言)。

尽管这一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武力使用,但在英国的主导下,经济全球规模的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拉开了序幕。在这一国际竞争规则没有完全固化的竞赛中,为角逐更大的海外商业利益,列强之间爆发了此起彼伏的战争。伴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在地理上更具优势,同时经济容量也更加庞大的美国和平接替了英国的角色,同时继承了其工业化路径的基本方向。

和平、自由、开放的全球市场始终是美国的根本利益,尽管其间伴随着“贸易保护”的杂音,但这一大方向却代表了工业资本的根本利益。正因如此,在资本力量的主导下,当世界先发国家纷纷完成了现代国家转型后,在这一共同利益下,他们形成了紧密的利益同盟。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工业资本逐渐变身成为金融资本后,美国控制全球海上贸易流的能力正在下降(例如,军事手段已经很难控制全球市场化程度很高的大宗商品的流动,比如灵活多变的石油贸易),但仍然牢牢将全球金融流牢牢掌控在其手中。“海权”无论从内在还是外在的表现形式已经完全转变成为资本的力量,时下美国制裁伊朗的例子最为明显。高度市场化的全球海运市场,已经难以判断贸易物流的具体流动,因此很难通过海上拦截来完成对伊朗的贸易封锁,即便可以完全封锁,其连带产生的成本已经让美国难以承受,但通过其金融体系来封锁和围堵伊朗,却成为最佳手段。事实上,美国也正是利用其掌控的全球金融结算体系的控制力,实现了对伊朗石油贸易的制裁。

回顾往昔可以发现,从葡萄牙、西班牙最初商业冒险与劫掠式殖民扩张,到荷兰通过海上贸易的商业资本扩张,再到英国工业资本扩张,最后到美国金融资本体系性扩张,广义上的“海权”其内容和实质也在发生变化。

中国外争“海权”的内在需求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腾飞,只不过是所谓美国主导“海权”下经济全球化分工的结果,但很多中国人,却依然迷信借助从全球分工中获取的微薄利润来发展军事力量,借此掌控或增强“海权”,这种想法无异于痴人臆语。

对于中国而言,需要深刻认知海权国家历史过往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学习如何在国家制度层面创新,并最大程度利用资本有益部分的力量,来繁荣市场,激活民间社会的创造力,提升国家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才是发展的正途。

从另一方面而言,社会稳定的、经济繁荣的、遵循现行国际秩序的中国对于美国是有益而无害的,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发展所积蓄起的巨大资本存量支撑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其国民昂贵的生活成本。其中以美国新近发力页岩气产业为例,根据一项调查数据显示,近300亿美元的投资来自中国,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所谓发展“海权”的冲动,往往源自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恐惧。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不仅经济结构失调,而且过度依赖海外市场,这种源自对外和对内的恐惧,又反过来刺激和影响着“海权”概念的兴起。

造成中国经济失调的根本原因,则因归结于市场的扭曲和资本正能量的禁锢。

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紧密参与了国际市场竞争,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扭曲市场要素的价格来实现的。政府为了达成经济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层次的需要,往往依靠国家强制力来推动一个倾斜性政策,这些政策往往是通过损害其他方面或其他层次的利益来完成预定目标。这样人为地强行打破了市场的平衡,资本的激励机制被扭曲。

某些政策在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之初,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政策一旦制定,利益格局固化,则很难扭转这种局面。中国经济体系中,大量的资源,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原材料这些市场要素并不是通过市场的力量进行配置,而是被各方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所把持,例如极具中国特色的“双轨制”依然横行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之中。资本在这种行政力把持和扭曲的市场下,发挥着扭曲性的力量。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不仅经济结构失调,而且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对外和对内的恐惧,又反过来刺激和影响着“海权”概念的兴起。

全球经济在资源瓶颈和环境承载力的双重制约下,传统规模型工业模式将被迫向信息智能化和节约型模式转型,已经日趋成熟的信息技术确实也为此提供了基础。当下,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先发国家已经在谋求能源清洁化转型,绿色、智能转型已经成为资本未来发展的方向。在这个时代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中国如何通过市场的力量,实现跨越式发展,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显得至关重要,而这也是中国外争“海权”的内在需求。

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深刻变革之中,能源基础产业将成为未来各方竞争和交锋的最重要领域。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世界能源生产和消费的版图已经发生变化,生产轴线从中东一线向美洲南北大陆西移,能源消费轴线已经逐渐向亚洲东移。而能源产品的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以页岩气和可再生能源逐渐成为领导性产业集群。未来在这些领域获得主导权的国家,也将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

实现这一点,在未来十年中,中国如何约束行政力对正常市场空间的干扰,如何打破现存的垄断利益格局,规范市场秩序,让资本健康、高效地在市场领域发力,才是中国发展的根本路径。

在这条主线下,如何再次启动改革在未来十年显得格外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