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杨潇
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的《东方遭遇西方》采用了他惯用的对话体。关于此事，他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很多哲人都用对话形式来表达思想，我也觉得自己的思想里有一些矛盾，用对话方式比较容易表达自己思想中的矛盾。”
这本书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0年，英文名“East Meets West”，虚拟了发生在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的三场对话。主角是一个名为山姆·德谟（Sam Demo）的美国人，他是“人权与民主国家基金”的东亚专员，在香港，德谟与一位本地的人权活动家兼商务咨询顾问罗先生就民主与人权议题展开探讨；在新加坡，德谟拜访了著名政治家李光耀，两人争论了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所谓“亚洲价值”；在北京，德谟对谈的则是北京大学研究政治哲学的王教授。
因为采取对话的形式，《东方遭遇西方》省却了多数学术著作漫长的“预热”部分，直接切入了东西文化冲突的主题：德谟带给多年未见的罗先生一份礼物，罗先生却把它放到了一旁，“你不打算拆开看看吗？”德谟问。“在我们这儿，人们一般不会当面打开礼物……尽管我很希望得到一份礼物，但我不宜表现得过于热心。”罗先生解释。“有意思，在美国我们习惯上被要求马上打开礼物，不论我们实际上怎么看待它，我们都得‘自发地’表现出热情来。对有些人来说，这已成为一项真正的负担。”德谟说。而罗先生则回应：“对于每一种文化而言，确定处理这种情况的明确规范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如果每次收到礼物都得去考虑采取何种反应才算合适的话……那才是更大的负担啊！”
整本书就以这样你来我往的方式展开，德谟是一位“普世价值”的鼓吹者，而罗先生、李光耀和王教授则更多强调“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一位自称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多数时候，贝淡宁隐藏在罗、李、王的身后，正如他借王教授口，说自己是一位“魔鬼代言人”——这个术语源于天主教会，教会追赠某位亡者为圣徒时，会在典礼上指定一位“魔鬼代言人”，让他攻讦亡者生前的所作所为。众人衡量他所说的话之后，会一一反驳他，证明亡者的品格经得起考验，足以追赠为纯洁的圣徒。
或许在贝淡宁看来，自由民主的理想与制度正是这样一位“圣徒”，它在西方社会已是普遍的社会共识，所有的理性个人一旦“力所能及”，就必定“心向往之”，而更为具体的是，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度采取了一种美国政府政策的形式，旨在对外推行人权与民主。对于这位“圣徒”，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公开挑战来自东亚——1990年代，这种挑战围绕“亚洲价值”展开，以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政治家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更看重家庭价值与社会和谐而非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给予“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沉重打击，但贝淡宁仍然相信，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重新崛起，忽略东亚对于人权与民主的看法将是一个错误。
贝淡宁通过李光耀举例：对于大多数东亚人来说，民主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因为它“有用”——不管是增强国力还是改善个人境遇。这是一个敏锐而很可能真实的观察，当然，他立刻遭到了德谟的质疑：如果不承认民主具有内在价值，而仅仅将民主程序的论证建立在对其可能结果的关注之上，是非常危险的。正如魏玛共和国后期德国人对民主丧失了信心一般，“随便什么阿猫阿狗独裁者都能指出坏的结果以贬损民主。”
这正是对话体的魅力，如贝淡宁所言，对话体较少使用学术术语，读起来比沉闷的叙述更有趣，而有些议题尤其适合“互搏”，读者可以自己选择站在哪一边。这一次，贝淡宁没有给出明确的立场（尽管他可以继续站在李光耀和罗先生这边说，即便在西方，认识到民主具有内在价值也是晚近的事情），而是借罗先生之口说：我怎么想并不重要，如果你关心的是促进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你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为民主而追求民主的诉求更不容易成功。”
这种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以贯穿始终，是本书最大价值之一，值得每一位民主的追求者思考，尽管我也怀疑，它有时隐藏着一种循环论证的陷阱（譬如他由“现实处境”出发对香港民主派的批评）。
在牛津大学获得政治哲学硕士、博士学位后，贝淡宁曾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2004年，他不顾亲友反对，成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特聘访问教授，次年，转为正式教授。《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报道说，清华大学令他神往的另一原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很多中国的领导人毕业于清华大学”。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中国特色的民主”多少反映了贝淡宁的“国师”心态。他把德谟与王教授的对话场景设定在2017年9月30日，王已当选为代表，即将参加明天在北京举行的制宪大会——一个有趣的细节是，英文原版里，这个立宪的日期是2007年，在中文版自序里，贝淡宁承认自己过于乐观，于是把时间推后了十年。与前两部分的火药味相比，第三部分两人的对谈真是一团和气，贝淡宁借王教授提出了一份后共产主义时代的政治提案，这也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而之前所有的论述都是铺垫。“有一天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肯德基[微博]分店突然萌生了这种想法，”王教授说，“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经济领域可以共存的话，那么为什么民主与儒家思想就不能在政治领域共存呢？解决之策如下：两院制的立法机构，包括民主选举产生的下院，以及在竞争性考试基础上遴选的……‘贤士院’。”
所谓贤士院，以中国儒家传统为依托，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统治，以平衡那些（因讨好选民）可能短视、非理性的民选议员之权力。这令我想起了理查德·罗蒂评价布鲁姆及斯特劳斯学派的一篇文章，“在他们看来，如果存在着一个更好的选择，没人会愿意冒这样的风险：一个蠢得要死的选民，仅仅由于一时的心血来潮，就把票投给了希特勒。”但由于没有这“更好的选择”，所以只好（勉强地嫌弃地）接受民主了。
我感觉，这种勉为其难的情绪已经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结，只是贝淡宁走得更远些，他希望设计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而中国就是他的实验场。德谟就建立贤士院的细节对王教授展开追问，王教授一边借用东亚经济奇迹以证明精英统治能带给国家更好的发展（第二部分的李光耀也说了许多），一边还要提出新的制度设计以避免东亚的官僚体制已经出现的弊端（他重点说了日本），不免有点吃力，大概多少反映出贝淡宁本人的矛盾。
事实上，早在1988年台湾解严之初，台湾知识界就已展开论证，核心问题正是：儒家思想能否成为民主实践的文化根源？据台湾学者介绍，台湾社会的思考是这样的：在肯定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及价值之后，试图从对传统文化的内在质素中，找出可以相互吸收的连结概念来。
而贝淡宁则相反，他提出一个有别于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框架，然后再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为其背书。这个实验的效果不得而知，但从本书看，在资源寻找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漏洞，譬如，他非常看重儒家经典，却忽视了中国传统社会“外儒内法”的真实情状，此外，由于信息缺乏更新或是理解偏颇，他予人很大启发的“地方性知识”也出了一些纰漏，比如在讨论东西政治文化之不同时，他曾借李光耀之口评价台湾：“台湾同样深受儒家政治文化影响……选举中的候选人不会像美国的竞选者那样宣传自己。这样做可能会使他们背负‘自私’或‘自我中心’的恶名。”哪怕只是对台湾政治只有皮毛了解的人也能看出，这一认知过时了。又比如，他以中国富裕地区的农村选举投票率不高的事实，来证明他所说的“大多数农民对民主只有工具性理解”的判断，“如果村庄发展得很好了，那就不需要民主了。”真实情况则是，那些地方很可能不存在真正的选举。
很遗憾，从贝淡宁教授今年11月13日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的《为中国政治模式辩护》一文看，他那失准的观察仍在继续。他写道：“过去30年，中国政治体制经历了重大变革。它已近乎成为治理大国的最佳方案：高层精英管理，底层实行民主，两者之间有实验的空间。……人们通常知道自己所在的社区需要什么，他们对于自己选择的领导人的能力和人格有着很强的判断力。实际上，多数中国人参与地方选举。”
中国是一个如此富有魔力的工地，吸引了各种各样，从砖瓦到灵魂的建筑师，然而这里又风云诡谲、语境混乱，书本上的善意到了真实世界里很可能就走形变样。如前所述，在《东方遭遇西方》一书里，贝淡宁教授时时不忘提起，“如果你关心的是促进民主在中国的发展……”但我实际感受到的，却是中国成了镜像，成了他用来批评西方的一种工具。
作者: 【加】贝淡宁
译者: 孔新峰、张言亮
出版社: 上海三联出版社
by杨潇
贝淡宁（Daniel A.Bell）教授的《东方遭遇西方》采用了他惯用的对话体。关于此事，他接受采访时说，这是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很多哲人都用对话形式来表达思想，我也觉得自己的思想里有一些矛盾，用对话方式比较容易表达自己思想中的矛盾。”
这本书的英文原作出版于2000年，英文名“East Meets West”，虚拟了发生在香港、新加坡和北京的三场对话。主角是一个名为山姆·德谟（Sam Demo）的美国人，他是“人权与民主国家基金”的东亚专员，在香港，德谟与一位本地的人权活动家兼商务咨询顾问罗先生就民主与人权议题展开探讨；在新加坡，德谟拜访了著名政治家李光耀，两人争论了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和所谓“亚洲价值”；在北京，德谟对谈的则是北京大学研究政治哲学的王教授。
因为采取对话的形式，《东方遭遇西方》省却了多数学术著作漫长的“预热”部分，直接切入了东西文化冲突的主题：德谟带给多年未见的罗先生一份礼物，罗先生却把它放到了一旁，“你不打算拆开看看吗？”德谟问。“在我们这儿，人们一般不会当面打开礼物……尽管我很希望得到一份礼物，但我不宜表现得过于热心。”罗先生解释。“有意思，在美国我们习惯上被要求马上打开礼物，不论我们实际上怎么看待它，我们都得‘自发地’表现出热情来。对有些人来说，这已成为一项真正的负担。”德谟说。而罗先生则回应：“对于每一种文化而言，确定处理这种情况的明确规范都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想象，如果每次收到礼物都得去考虑采取何种反应才算合适的话……那才是更大的负担啊！”
整本书就以这样你来我往的方式展开，德谟是一位“普世价值”的鼓吹者，而罗先生、李光耀和王教授则更多强调“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作为一位自称的“自由主义的社群主义者”，多数时候，贝淡宁隐藏在罗、李、王的身后，正如他借王教授口，说自己是一位“魔鬼代言人”——这个术语源于天主教会，教会追赠某位亡者为圣徒时，会在典礼上指定一位“魔鬼代言人”，让他攻讦亡者生前的所作所为。众人衡量他所说的话之后，会一一反驳他，证明亡者的品格经得起考验，足以追赠为纯洁的圣徒。
或许在贝淡宁看来，自由民主的理想与制度正是这样一位“圣徒”，它在西方社会已是普遍的社会共识，所有的理性个人一旦“力所能及”，就必定“心向往之”，而更为具体的是，普遍的自由民主制度采取了一种美国政府政策的形式，旨在对外推行人权与民主。对于这位“圣徒”，迄今为止最为广泛的公开挑战来自东亚——1990年代，这种挑战围绕“亚洲价值”展开，以李光耀和马哈蒂尔为代表的亚洲政治家认为，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人更看重家庭价值与社会和谐而非个人利益与个人自由，尽管亚洲金融危机给予“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沉重打击，但贝淡宁仍然相信，随着亚洲（尤其是中国）的重新崛起，忽略东亚对于人权与民主的看法将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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