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国内在1999年就翻译出版了俄国路标派的代表作品《路标集》，但关注者寥寥。直到2012年年底，“路标派”才醒目地进入知识大众的视野，被获得全新的了解。这全靠金雁的《倒转“红轮”》一书的出版与热销。在微博时代，这本698页、定价不菲，梳理俄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学术类书，能吸引来滚滚眼球，叫好又叫座，是知识者之幸，更是文化学术之幸，同时，也未始不与当下中国社会弥漫的革命想象有关。

关于路标派，此前相沿已久的定义是：1909年保皇派立宪民主党人出版了名为《路标》的文集，文集收有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司徒卢威、格尔申宗等人的文章，因此，这些人便被称为路标派。路标派的文章竭力贬低俄国人民、包括别林斯基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内的优秀人物的革命民主传统，诬蔑1905年的俄国革命运动，公开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狱”镇压了革命，拯救了资产阶级，号召知识分子为沙皇专制制度服务。《路标》文集的出版说明俄国自由资产阶级已完全投入反动政府的怀抱，列宁称之为“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

经过金雁的正本清源，对路标派的这一传统、流行的定义，已经在中国知识大众心目中瓦解。路标派的思想，穿透时间的尘埃，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芒。作为俄国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路标派在血雨腥风的19世纪对俄国前途与命运的思考，特别是他们对俄罗斯思想的清理，不但成为巨变后俄罗斯人的思想资源，对于身处可能的大变前夜的中国，更不失启示意义。

在《倒转“红轮”》中，对路标派的介绍与重新评价占了两章，较之以往发表的单篇文章，书中对路标派的评介更详细、系统，也更深入。对于路标派，金雁不掩其欣赏与理解。她认为，就对知识界思想的清理而言，没有比路标派更深刻的东西。她对路标派的忧患意识与自我谴责态度表示敬意，对路标派倡导的重新进行“宗教启蒙”表示理解，对于路标派致力于打造新的、俄国人共同需求的思想体系作为凝聚力的想法表示认同，对路标派自觉地去做“俄罗斯思想”的创造者表示钦佩。金雁承认，她对路标派的理解是不断深化的。出于严谨的考虑，她甚至不愿过早地发表自己对路标派的看法。

在路标派的思想体系中，对于革命的审判与高声告别，最嘹亮，最扎眼，使其不但捅了革命者的马蜂窝，也自绝于自由主义阵营。列宁称路标派为资产阶级与旧政权的“高级奴仆”，怒斥路标派“卑鄙肮脏的心灵”和“最保守的黑帮相比没有什么差别”，认为这些“自命为有学识，实则是卑鄙龌龊、脑满肠肥、自鸣得意的自由派肥猪”在进行“可耻的表演”，而路标派的理论，则是“下流污秽的理论”。自由主义阵营则组织撰写了《俄国的知识阶层》一书，与路标派展开激烈的思想论战。

那么，关于革命，路标派都说了什么？他们说对了吗？对于今日的现实，其启示意义何在？《倒转“红轮”》对此有详细论述。

路标派致力于打破革命神话，反对革命崇拜赞成妥协，认为一定要打破“革命崇拜”，告别革命。他们认为，平民知识分子主导下的革命，所谓的“革命者”不惜拿俄国的前途孤注一掷，在这种“革命”中人类的文明退步，从前的文化积累被付之一炬，只有防止革命、用改良把社会震荡减到最小的办法，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上策。路标派不认同专制，认为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政权，是比沙皇专制更坏的专制政权。他们对现代集权实质的认识，异常深刻和具有预见性：“它要控制人的灵魂、驯服灵魂，现代极权主义要求放弃自由，凭此才给予面包，这就是宗教裁判所大法官的诱惑。”这样的认识，不幸被后来近一个世纪里多少场革命一一证实。

路标派视自由为最高价值，反对革命在推翻压迫个人的“共性整体”后又以新的“共性整体”凌驾于个人之上，要求个人完全服从革命，他们认为“每个极端主义身上都有源自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小波拿巴”。而“独立性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我们目睹到，每当总体意识······随心所欲地拒绝个性之时，就会不断地产生谬误”。为此，需要时时警惕任何名义——不管是以集体、国家，还是以正义、真理，去侵犯个体。对于参加革命的民众，到头来只是加重了“对自己的奴役”。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革命更是其终结，因为“革命永远不知感恩”，知识分子为革命做了舆论准备，胜利后却要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将其抛入深渊。金雁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路标派重要的思想来源，他首先揭穿了革命圣徒的谎言与偷梁换柱。

十月革命是路标派对革命下达的判决书的最佳注脚。《倒转“红轮”》描写了十月革命胜利后，革命政权对当初革命主力水兵起义的血腥镇压，以及对因反对武装“征购”粮食的农民同样毫不留情的绞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革命政权动用了5个师的兵力，706挺重机枪、250桶氮气、18架飞机，最后有10万农民被流放，1.5万人被处决。指挥官图哈切夫斯基在命令中说：“我在此命令你们用毒气肃清这些森林，使用毒气时，必须能确保它能散开并杀死一切藏在那儿的人。”金雁感叹：这可比叶卡捷琳娜时代帕宁将军镇压普加乔夫起义不知要惨烈多少倍。“绞死，绞死，绞死”，是列宁那时使用的高频词汇。苏俄革命政权建立后一年中关闭掉的报纸，要比沙皇多少年关闭的还要多。以至于当时还没有与恶魔合作的高尔基愤怒地质问：为什么你们害怕不同意见，难道社会公众的思想也要变成国有的吗？这些历史事实，于中国读者是陌生的，金雁将其介绍给读者，对十月革命无疑具有驱魅作用。相比之下，比《倒转“红轮”》早出版两年的《苏联真相》一书，则回避了这些血腥的真实。而没有真实，认识历史、清理思想将无从谈起。

对革命党人的道德虚无主义的批判，是路标派的另一重要思想贡献。路标派认为，出于非宗教的叛逆，导致19世纪60年代以后的俄国，社会风气在教人学坏，好人难当，文明人难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知识阶层在“拜民主义”的社会氛围内，先退去了“真和善”，其次又放弃了做人的底线，再次，都变得野蛮和粗鄙化。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不道德的手段在革命中不但大行其道，还具有了神圣性。在这样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怎样利用战争夺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首要考虑。《倒转“红轮”》推翻了以往俄国自由“革命性不足”的神话，告诉我们，俄国自由主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不是他们不想革命，而是他们只想搞“干净的革命”。他们为自己设置的道德底线过高，是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

遗憾的是，路标派的上述历史洞见，尽管闪烁着先知的光辉，却照不进彼时的现实，俄国要在七十余年后，才能从巨型“利维坦”之下拯救自己的苦难。有时候，让人不能不感叹，对于一些国家来说，历史仿佛有其不可抗拒的宿命。

对于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寻找路标的今日中国而言，路标派关于革命的批判不乏警醒价值。既然革命的原罪如此深重，革命确实不可轻言。不过，革命的发生学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理，对于革命的发生来说，到底是统治者的份额更大，还是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思潮来得更作用更大，是需要历史的实证资料来说话的。即如《倒转“红轮”》中描述的，十月革命的初始，并没有革命家与政党的参与谋划，而完全是因为一起偶发的事件所激发，由一般的市民与士兵做先导，如此观之，革命之来，似乎别有曲径，亦有其不可预见性。激进的知识分子到底要对革命的发生认领多少份额，是需要好好衡量的。知识分子的激进固然需要清算，而执政者的激进——极度缺乏公平性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恶性堵塞言路，或许更需要清算和梦醒。因此，在今日中国的语境下言说激进，首先存在着面向谁言说的问题。对于革命党出身而又对革命戒慎戒惧的执政党而言，应该学习知识分子的自我检讨精神，同样主动地检讨自身的激进主义。笔者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王岐山在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同时，还应该同时推荐金雁的《倒转“红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