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看见新闻中的人

王元涛2013-01-20 23:22

by王元涛

在一个社会新闻的曲折情节及其惊悚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作家想象力的时代，像柴静一样嗅觉敏锐同时拥有优异传播平台的记者，理所当然有机会为我们提供《看见》这种内容丰富的读物。

当然，如果仅仅局限于呈现，还不足以提供营养，因为有时过度的呈现可能反而会让我们对生活的真相彻底泄气。这时，思考就成为救场的良药。这种思考，不可以是坐在第一排发出的时事评论。像柴静这样，肯把自己的幼稚与困惑暴露出来，肯交代自己走麦城时的灰头土脸，甚至肯承认自己也曾在镜头前土崩瓦解，她的思考才会与读者的成长节律暗暗相合，从而为自己赢得成色十足的喜爱和敬意。

从中央电视台的“时空连线”到“新闻调查”，《看见》覆盖的时间长达十年，话题涉及非典、奥运、地震，以及其他众多社会热点问题。柴静也知道，我们并不指望她把这十年的社会运演描述为一种线性的进步。事实上，出路焦虑几乎困扰着这片土地上每一位智商正常的成年人，柴静自不例外。在《看见》中，她至少为自己找到了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的出口，强调自我选择，最终自我负责。

“不人云亦云”，这正是新闻前辈陈虻对柴静的赞许，也可以是一种期望。在采访重庆土地操纵案时，柴静发现，被举报者固然罪有应得，但起初义愤填膺的举报人最终也被证实不当得利。在这种时候，揭黑已退居幕后，如何让自己不对人本身失望，可能才是柴静面临的最大任务。以媒体为武器担当社会良心，对一切丑恶发起挑战，这看起来有风险，但却是相对容易的。发现新闻中的人，对世道人心的复杂给予足够的理解以免褊狭与误读，这才是从自由战士到“伟大记者”的必经之途。

柴静在书中写到一位老校长，曾遭人诬陷，为此生活全毁。法律在今天已经还给了他清白，他也原谅了那位诬陷者。柴静再去采访那位诬陷者时，诬陷者却依然铁嘴钢牙一口咬定老校长当年就是嫖娼了。柴静说：“善当然存在，但恶也可能一直存在。歉意不一定能弥补，伤害却有可能被原谅。忏悔也许存在，也许永远没有，都无法强制，强制出来也没有意义。”

在《看见》热热闹闹的首发式上，《读库》主编张立宪谈及自己参与《看见》的成书过程，表现得深情款款。白岩松永远机智，永远乐观，相信“起码一切没有变得更糟”。崔永元与柴静的一段对话可能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崔永元说：“这本书写了很多新闻经历，你很果断。”柴静不动声色地说：“换个词儿。”崔永元说：“你相信你所写的吗？”柴静说：“不敢相信，但把怀疑写出来也是有价值的。”在一片喧嚣和热闹声中，要特别细心，才能听到两颗孤独的灵魂在轻轻相叩，发出了清越的回声。

对话柴静

经济观察报：《看见》十年，你有一个非常好的小环境，伙伴敬业，交流充分，批评与自我批评盛行。你觉得，是你幸运，偶然遇上了一群好人，还是自身的素质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好的空间？

柴静：主要是因为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新闻评论部，首先在体制上有了一个创新和改革。当时陈虻和时间是第一代制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以前的部只是行政构架，而实行制片人制以后，有点像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分田到户了，制片人开始拥有人权和财权，陈虻就有权力直接把我调进来，决定我的工资、奖金，所以他会说：我们看中你就够了。这并不是他个人的豪气，这是体制带来的豪气。进人用不着层层报批，这就是体制上的突破嘛。这样，央视就汇聚了当时想从事电视业的最优秀的一批人。你看，风起云涌的人物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他们慢慢会有一些传承，就把这个行业的标准一点一点地量化了。先有了这样的积累，然后就有像我这样更年轻的人跟上来，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传承关系。

经济观察报：现在做的“看见”与“新闻调查”有什么不同之处？

柴静：其实“新闻调查”一年也就做五六期冲锋陷阵的节目，其他的节目，色调也是很丰富的。但它有个口号“探寻事实真相”，所以人们就觉得，这是它的使命。我们“看见”的口号叫“看见新闻中的人”，实际上，人是它的使命。调查是一个已经有六年历史的成熟节目了，“看见”呢，还在最初期，我们是第二年。在浮尘百荡当中，我们寻找对人的一种关照。对这个节目，李伦的想法非常开放，关于节目，我们聊得很少，比如定位，比如选题，他都不干涉，就一个标准，你按照你自己的直觉来。所以，“看见”会慢慢稳定鲜明起来的，要有这样一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工作中遇到的很多人和事，都能在你的成长经历中找到对应：杀夫案，让你想起当年在路灯下堵你的军大衣小混混；汪汪扮可怜找申勇说服你继续做两会报道，让你想到发小小胖，小时候破庙打鬼偷鸡蛋她跑倒数第一，你跑倒数第二。如果说这种对应联想和清理是一种自我治疗的话，你是有意识的，还是下意识的？

柴静：是一种唤醒。你以为你早已忘掉的往事，甚至刻意想忘掉的记忆，通过写的开掘，又被重新唤醒了。所以说，“写就是写的酬劳”。如果人的内在已经熄灭了，什么都没有了，变成了牢固的石头，就没有唤起的概念了。能唤起，就是还在摇晃，这是挺美好的一件事。但有一个问题，唤醒之后，到底有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因为这包含了你自己的怯懦，以及幼稚的错误，等等。

经济观察报：做完杀夫报道，接下来是流浪少年，你感叹过：“没有完，完不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挺绝望的？

柴静：也没有绝望，因为现实如此，去认识它就行了。就像翻山越岭一样，你不能说登上了一座山插上红旗，就胜利了。别忘了，青山连绵啊。但是青山连绵并不是今天才如此，它自古如此，你不能说，我连看到的勇气都没有。你看到了，现实就是如此，我觉得那才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勇气。

经济观察报：看过一些有关卢安克的报道，大都注重他与体制之间的冲突，你把他自身的那种状态，写得非常精准。卢安克轻易不接受采访，是不是也担心没法把自己的状态描述清楚？

柴静：他本人是很清楚的，他担心的是其他人比如记者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就像你说的，很多记者描写得不准，是因为他们出发前就有了一个预设的目的，只是想借卢安克这个人物来表达，所以你的使命已经不是真实地了解和反映这个人了。这样一来，卢安克当然会抵触。而放下目的是很难的事情，我写的也是，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才意识到这一点，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个土崩瓦解的过程。

经济观察报：那么，你对他的那种生存理念，是旁观理解的成分大一些，还是参与赞同的成分大一些？

柴静：我在书里有句话，说在采访他之后的几年中，常常想起他，想起他说过的话，然后，试图按这些话去做。我往往做不到，但多多少少还会渗透在我生活中。这里，一个精神偶像是没有意义的，卢安克最反感的就是个人崇拜。我们最近也有通信，我告诉他，在他那儿，得到了很多收获，其中之一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是不重要的，我们关心的事情才重要。

经济观察报：你这样写去京郊访问农村的人大代表申纪兰：“绷着脸一甩手。”一个人的复杂多面，一句话全出来了。相信她早年也是单纯热忱的，那么，几十年过去了，你怎么看现在的她？

柴静：其实我挺理解她的，她待在那儿也未必舒服，也未必喜欢一直在镜头前说话。一个人，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是由外界种种力量共同构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做节目常常会想，你不单要看到一个杯子，还要看到这个杯子后面整个的背景，否则，你就容易很轻易地对一个人赞美或者责难。包括申，她也是由她身后的背景构成的，我们也同样嵌在这个背景中。所以我说，松绑，要从自己松起，把自己松出来，一个一个独立的人都站起来，之后，这个背景才会显得没有那么僵化。

经济观察报：早年，往上走的过程中，接受过很多批评，你当时会有一种心态。今天，成就和名气，都已经是客观事实了，这时候，还会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可能还很尖刻，那么你的心态和从前会有什么不同吗？

柴静：我对批评还算是一以贯之的态度吧，或者，比以前还要稍微好一些。陈虻批评我的时候我是很逆反的，跟他对抗，就觉得你凭什么管我？现在呢，我书里最后一章里写到过博客留言，其中有读者批评我很尖刻，另外一个读者就批评他，说你说话怎么这样呢，那个人就说，陈虻以前就这么批评她，现在陈虻不在了，我们就要像陈虻一样批评她，看着她。他们都是普通的读者。我自己最庆幸的是就是这些年与读者、观众之间的关系，直到现在也是这样，你可以看我前天的博客，写完之后有很多批评意见，我回复了二三十条，他们讲的有道理，我就按他们的意见，把文章一一修订过来。我以为我已经改完了，结果第二天又收到一封长信，把我整个文章复制下来，把每个标点符号都改过，然后再贴还给我，还问我：你改了吗？这个世界到哪儿去找这样的读者来批评你？他们都是陌生人，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心里的感激是很深的，因为我没有违背当初做这个行业的初衷。那天签售的时候，与读者相擦而过的一两秒钟，有人就说，我不是为了你来的，而是为了你所做的事情。是啊，是因为我们相互都认同的事情本身，我们才相聚在一起，所以，我从不敢轻慢。

看见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