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著《梁启超传》，被称为“传主辞世83年来最为详尽、客观的传记”；其中采用50多万字的宏大篇幅，把梁启超的生命历程作为经度，划分为外出求学之前、戊戌去国之前、民国成立之前、旅欧考察之前、旅欧考察之后五个阶段；再从每个阶段找到与他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物，讲述两者之间的交往故事，从而通过相关人等的人际关系，把他的人生传奇全方位地呈现出来。通读全书，笔者既对作者解玺璋呕心沥血的资料耙梳和生动描述感到敬佩；同时又不得不指出，这部以歌功颂德的拜神腔调描写历史人物的传记作品，并没有超越梁启超本人80年前自相矛盾、自欺欺人、一知半解、价值混乱的精神境界。限于篇幅，本文只想具体分析一下书中存在的两处史料硬伤，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该书第十章“共度时艰：梁启超与蒋百里”中有这样一段话：“5　月3　日，蔡元培从汪大燮（一说林长民）处得知，国务总理钱能训已于5　月2　日密电命令代表团签约，遂立即返校，在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百余人开会，通报巴黎和会中国失败的消息，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参加的有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

这段话的原始出处，是五四时期既担任官方的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的助手，又担任民间的国民外交协会理事林长民的助手的叶景莘，于1948年5月4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五四运动何以爆发于民八之五月四日》，其中写道：“外交委员会已开会决议，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报徐世昌核夺。但5月3日，林长民获悉：国务院已发出密电，令代表团签字。汪大燮焦急，叶景莘建议速告蔡校长。汪大燮即坐马车到东堂子胡同蔡孑民先生家。当晚，蔡先生召集北大学生代表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段锡朋等，告此消息。”

1949年之后关于五四运动的许多书籍特别是文学性的历史演义，大都以讹传讹地采信了这样一种说法。2010年3月29日，笔者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过一篇《蔡元培没有煽动学生》，其中得出的结论是：作为研究系的一名骨干成员，叶景莘所说的蔡元培直接出面煽动北大学生上街游行的说法，表面上看是在歌颂蔡元培与梁启超、林长民、汪大燮等研究系首领一同发动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事实上却是严重歪曲蔡元培当年的精神面貌的一种错误记忆。

首先，罗家伦在《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中回忆说，5月3日他与许多北大同学到郊外的清华学校参加一个纪念典礼，直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回到学校。当天到北大校园作报告的是著名报人邵飘萍，随后“由许德珩等一班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还有一个刘仁静（他现在是共产党中很重要的人物），当时还不过十八岁，带了一把小刀，要在大会场上自杀”。关于蔡元培，罗家伦的说法是，他仅仅是不像1918年5月21日那样阻止学生走出校园上街游行，而且主动联合各大学校长要求北京政府释放被捕学生。

其次，在五四运动中表现踊跃的许德珩，后来在《五四运动在北京》中提供的说法大致相同：“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是负行政责任的人，他同情学生，而又不愿意闹得过火……”

再次，当年的蔡元培与同事们遵守着一条最为基本的职业底线，那就是不在校园里面煽动青年学生从事政党活动。1918年5月21日，因为北大学生不听劝阻上街游行，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曾经与蔡元培一道引咎辞职。直到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每周评论》上以纸上谈兵的方式公开倡导“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的陈独秀，并没有像邵飘萍那样走到前台直接煽动北大学生。1919年6月11日晚上，陈独秀到新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身边也没有一名青年学生，他只是邀请安徽籍的成年同乡胡适、高一涵、程演生、邓初等人陪同前往。陈独秀、李大钊最初在北大校园发展地下党员，是蔡元培离开北大到欧洲访学期间的事情。

第十八章“师生高谊：梁启超与徐志摩”中，关于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徐志摩有这样一段介绍文字：1920年9月，在取得“哥伦比亚大学文硕士位后离美偕刘叔和同去英国，入伦敦剑桥大学研究院为研究生，拟从罗素学，不能达到目的”。而提到求学，他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一文中也有一番说明：“我到英国是为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作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这里的前一段引文基本上是来源于后一段引文，而后一段引文却偏偏是徐志摩的故意说谎。

首先，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的原文中，并没有采用现在通行的“罗素”两个字翻译英国哲学家Bertrand　Russell的名字，而是采用“鲁索”两个字。

其次，23岁的徐志摩于1920年9月24日与刘叔和同船前往英国，是为了追随英国费边社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徐志摩刚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时，一口气注册了六门课程，还随拉斯基夫人去伍利奇码头观摩过民主选举。但是，这一切随着他与风华绝代的林徽因的盲目恋爱而发生根本性转变。心不在焉的徐志摩为了爱情而经常逃课，拉斯基在写给校方的回信中表示说：“我倒是不时见他的，却与读书事无关。”师生二人为此产生分歧，徐志摩为了隐瞒这段不太光彩的经历，才谎称自己到英国是为了追随当时正在中国讲学的“鲁索”即罗素。关于这一点，刘洪涛在商务印书馆2011年出版的《徐志摩与剑桥大学》一书中，有较为翔实的考证。

再次，徐志摩离开美国时并没有获得硕士学位，自然谈不上“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博士衔的引诱”。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梁锡华，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11月出版的《徐志摩新传》中考证说，徐志摩是在1921年与张幼仪离婚期间，才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写作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The　Status　of　Women　in　China）的，在这篇硕士论文的首页下面，明确标注有“Year：1921”一行字。

徐志摩之所以要如此撒谎，显然是出于他年轻气盛的虚荣心。由此可知，在历史研究过程中，即使是历史当事人第一手的文献资料，也是需要经过明察秋毫的慎重考证，才能够加以采信的；稍有疏忽，便会产生以讹传讹的负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