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怎样谈“抑郁”
导语:政府要能正确地面向公众谈“抑郁症”,应该破除一个传统的做法,即对政法官员给予不当的媒体豁免权,也即特殊保护。

经济观察报 王驰/文 最近,“政法官员频现自杀”的新闻备受关注。据《法制日报》旗下的《法治周末》记者统计,2010年2月5日,广东省茂名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先进跳楼,时年59岁;2011年4月28日,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跳楼,时年54岁;2011年9月21日,浙江省高院副院长童兆洪自缢身亡,时年56岁。纪检、监察系统官员也成自杀重灾区,2010年8月27日,江苏省射阳县纪委监察室副主任戴勇跳楼身亡,时年45岁;2011年2月12日,山西省运城市监察局局长蔡铁刚跳楼身亡,时年50岁。

最近的一起,是17日上午四川省崇州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柯建国从办公楼上坠亡,时年45岁。崇州警方称,柯建国系跳楼自杀,其生前患有抑郁症。此前的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时年55岁;1月11日,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跳楼身亡,时年46岁。

媒体的报道显示,上述选择轻生的官员,大都处在45岁至56岁这一年龄区间,年富力强;职位以副职为主,位阶多在处级上下。此外,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自杀的原因往往被官方宣布为“抑郁症”,而这一原因,几无例外地为公众所嘲笑。在互联网上,“你不死,领导睡不着啊”之类的评论甚嚣尘上。

官方公布的信息成了大众娱乐的题材,这是一幅熟悉的图景,再次昭示了政府公信力面临的严峻挑战,同时更警示政府,重建公信力,是需要直面的一个艰巨课题,应该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去化解自己的公信力困境。

分析政府公信力困境的成因,不难看出,困境其实都是自己造成的,即以“政法官员频现自杀”新闻的被娱乐化而言,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披露的信息过于简单与粗疏,仅以“抑郁症”就草草打发了媒体与公众,这显然是不够的。在任何现代文明国度,官员都是享有相对较小的隐私范围的群体,对于其进退升沉乃至健康状况,公众都有知情权利,更无论生死大事了。政法官员尤其位当社会结构的要冲,是重要的公共角色扮演者,对于他们的命运,更不能敷衍其词,特别是对那些自杀身亡的政法官员,应该让阳光照进他们幽暗的命运,将真相大白于天下。这非但与“死者为大”的文化传统不唐突,其实,将死因调查得详细、清楚,然后公告天下,更彰显对死者的尊重。

退一步而言,即自杀确系“抑郁症”,政府方面应该如何对公众言说?首先,应该允许、鼓励媒体对官员自杀事件进行充分采访。这是最能显示政府诚信的有效而简单的办法。罹患抑郁症,非一朝一夕之事,同事与亲友都不会没有察觉。通过媒体的调查,还原死者生前面临什么样特殊的压力,在怎样的官场生态中生存,不但对弄清楚死者的原因有帮助,也具有社会与公共的认知价值。其次,媒体可以借助社会学系统而专业的调查方法,超越具体的个案,厘清政法人员的自杀率是否高过目前中国平均自杀率,如果高于平均自杀率,则显系异常,应对这一现象进行专业的分析,政府对政法人员群体采取必要的心理干预。一般而言,在公众心目中,政法官员属于社会金字塔中的上层,其大面积地“抑郁”不符合公众对其社会地位、生存状况的认知,所以尤其有必要对这一现象予以解析,给公众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

政府要能正确地面向公众谈“抑郁症”,应该破除一个传统的做法,即对政法官员给予不当的媒体豁免权,也即特殊保护。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群体如公检法从业者,是享有媒体豁免权的,对于他们的负面报道,往往有不成文但却很严厉的限制。这其实是与执政党要厉行的反腐目标背道而驰的,早就应该予以破除。这些群体,非但不应该予以保护,而恰恰应该是被媒体与公众瞪大眼睛予以监督与防范的。政府应该借此“政法官员自杀”新闻备受关注之机,打破这一陋习,放开媒体报道,形成新风。

死亡是一个庄重的话题,不该被娱乐化。政府的公信力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不该再被忽视。如今,死亡在口水中被戏说,政府的公信力如一块用过的抹布,无人发自内心地爱惜。这诚然是悲哀的时代症候。移风易俗,正本清源,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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