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书中提到一旦中国思想市场崛起，政治体制改革得以深化，将更好地激发蕴藏在中国人民中的创业精神，降低市场体制的运行成本，最终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的动力。从当前的中国社会中，科斯又看到哪些迹象？

答：在改革之初，许多中国领导人走出国门，亲眼看到了中国经济与西方市场经济之间的巨大差距，即使对社会主义笃信不疑，他们也知道中国非改革不可。改革一旦起步，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物质财富逐渐丰富，这为改革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推进力。这种发展差距和因此而形成的压迫感是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完成市场转型的原动力。

今天的国人，出国旅行，行走天下，已经不再是梦想。即使不出国门，他们也可以通过各种媒介，与外面的世界保持同步。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他们有目共睹，中国的不足和短处，他们也心知肚明。美国硅谷独领全球电脑和通讯技术创新，韩国企业近年来在创新方面成绩斐然，民主在台湾逐渐成熟，马可波罗的年代，中国的确遥遥领先西方。为什么国人如今勤劳而不富裕呢？即使先富的，也似乎不幸福，转而琢磨移民海外。为什么中国庞大的制造业只是“全球的血汗工厂”？ 为什么经历了近十多年大跃进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在“钱学森之问”面前黯然无光？

思想市场受压制是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创新、人均生产率和生活质量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然宽如鸿沟。中国今天深化改革的压力更大，改革的目标也更明确。顶层设计也好，摸着石头过河也罢，政府需要和民间力量再携手，共同开创思想市场，让中国复兴之路走得更平坦，更宽广。

《变革中国》成书小札  

by王宁

这本书的起源要追溯到2008年7月科斯在芝加哥组织的一场别开生面的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研讨会。我们邀请了国内外业内的专家学者及商政界代表。茅于轼、周其仁、张维迎、许成钢、赵鼎新、杨大利、黄亚生、盛洪、史晋川、史正富、马津龙、朱锡庆、向松祚和萧耿等都参加了芝加哥会议。陈若英、李君慧、周燕、廖志敏、杨宏星、张翔等青年学俊也在会议上大放光彩。张五常通过视频为会议献上开篇之作。张军和姚洋没能赴会，也专门为会议撰写了论文。国外学者则包括四位诺奖得主，除科斯本人外，还有诺斯、福格尔和蒙代尔。

会议前，我们没有任何写书的计划。会议后，曾经在1981年发表过张五常“Will　China　Go　Capital-ist?”之作的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ffairs，简称IEA)邀请科斯为IEA写一篇关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后续文章。这样便开始了我和科斯的合作，同时，也定了我们的书名，“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1998年，我开始给科斯做助手，当时我还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到2008年我们开始合作写书时，我耳濡目染，浸润于科斯经济学已经春秋十载，自信对老先生理论和思路的把握比较到位。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合作默契。通常，第一稿主要由我撰写。每写完一章，就把打印稿快寄给科斯。老先生不用电脑，在打印稿上逐行逐段作详细的点评、修正和补充，在有疑问的地方作上记号。老先生不用电邮，我们平常靠电话联系。每周多次通话，电话讨论经常持续多个小时。我每月飞赴芝加哥一次，拜访科斯，一起讨论书稿。在讨论中，我首先回答老先生所有的疑问，然后就他的修改意见展开深入讨论。这个合作过程中不仅加深了我对老先生的学问（尤其是他的思路）的理解和把握，更重要的是，这些讨论时常催生很多新的想法，包括对已有材料新的解释，以及找寻新材料的线索。在整个过程中，从没有大师和后学的区分，只有惟实求真的两位学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是老先生和我通力合作的结晶。

2008年夏季，我们开始写这本书，第一稿于2010年夏完成，其后经过多次修改，尤其第六章，前后易稿达五六次之多。几经寒暑，最终在2012年初定稿。英文原版于2012年4月在英国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