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不可一日无君。”对于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政治体制的国家来说，这句古话并不适用。对于一个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人手中的现代国家来说，“无君”则有可能导致长期隐藏的矛盾总爆发、社会陷入大动荡的恶果。对于整个国家的命运来说，无政府状态（anarquía）是巨大的灾难，而非热血青年想象中的乌托邦。正因为此，大权在握的政治领导人往往会在意识到生涯将尽时决定自己的接班人人选。1975年，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去世并未引发西班牙新的内战。他在1969年就选定的继承人胡安·卡洛斯亲王成为该国政治稳定的保障，并引领西班牙逐渐步入民主化之路。2012年12月，重病在身的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也以宪法为据（尽管他向来喜欢修改宪法），公开指定副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代理他行使总统职权，直至下一次选举。

从2012年12月查韦斯赴古巴接受癌症治疗开始，外界就绝少听到他的声音了。马杜罗关于总统健康状况的每一次声明都被各家媒体以多种方式解读，委内瑞拉官方发布的查韦斯近照和社交网站上流传的查韦斯衰照混杂于网络，真真假假，引得谣言四起。直到北京时间2013年3月6日凌晨，马杜罗沉痛宣布查韦斯总统于当地时间5日16时25分去世，“查韦斯之谜”才正式得到破解，各路声音也纷纷摆出预设好的姿态，来为这位传奇政治人物定性：或是考迪罗（Caudillo，首领，拉美的军事独裁者，或得到军队支持的独裁者），或是革命家，或是独裁者，或是反美斗士……中国媒体请来专家发表预言：“查韦斯去世不会导致中委关系大逆转”“查韦斯去世导致委政局动荡的可能性不大”……似乎在有意安抚绷紧了神经的中资公司高管们。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还是相信，即便是在21世纪，一位政治领导人的健康状况还是密切关系到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大洲的政治动向的。

权力的诱惑

就在查韦斯总统一次次接受艰苦卓绝的手术、引发全世界关注的那段时间里，我正在享受假期，沉迷于观看科幻电视系列剧《火炬木小组》（Torchwood）的第四季。

第四季名为“奇迹日”，剧情是这样的：某一天，奇迹降临，人类开始停止死亡，按照生理规律应当结束生命的人永远停留在了弥留之际，医院里人满为患。在短暂的惊喜后，人类陷入恐慌之中，因为既然新的生命还在源源不断地诞生，地球资源将很快被疯狂增长的人口耗尽。于是政府出台措施，将所有病人进行分类，失去行动能力而仍有知觉的人归入一类，被统一送入政府搭建的“扩充营”中。二类病人虽不致被限制自由，却得忍受永久病痛之苦，靠止痛药度日。独立于政府的“火炬木小组”开始进行秘密调查，发现“扩充营”实是焚烧室，政府以此一次性解决无用的人口；还发现一家跨国制药公司早在奇迹降临之前就已囤积了大批止痛药，似乎早有预谋；有神秘集团策划这场危机以建立世界新秩序，操控全球……

我很佩服编剧的想象力。不过，编剧也有可能从帝国主义阴谋论中汲取了灵感。在笼罩着危机气氛的时代，阴谋论总是很有市场。按照激进左翼的帝国主义阴谋论的说法，这个世界正在一步步地为白人精英集团所控制；他们四处制造战争，获取丰厚的军火利润；他们故意造成金融危机，掠夺普通人的财富；他们用转基因生物技术摧毁第三世界国家的传统农业，让“劣等民族”从此在胃口上听命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具有比美国总统更大的权力，政客不过是富豪把玩的傀儡而已……不管这些说法有几分真实，事实上，尽管这个世界已经很美好很昌盛，但不平等仍然在各地存在，而且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深了。

而查韦斯总统一定会对这些说法全然赞同并加以引用。在全世界的政治领导人中，他一向高调出场，高举反帝大旗，为穷人说话。他曾放出豪言说，有决心一直在总统位子上干到2031年，并将在执政生涯中创造十年“黄金时代”。最终，2031改写成了2013。他也真正被阴谋论的阴影所吞没。他在生前就曾指出，美帝国主义致力于除掉所有他们不喜欢的外国政治领导人；近年来拉美左翼总统接二连三地罹患癌症，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是幕后黑手。

在观看《火炬木小组：奇迹日》这部科幻作品时，我联想起查韦斯的病情。当某一位癌症患者在存活几率极低的条件下手术成功，我们总说这是个“奇迹”。假使现代医学成功地为查韦斯创造奇迹，他的反对党们会很失望。假使剧中虚构的“奇迹”真的降临，查韦斯的反对党们将陷入更大的恐慌中,因为总统通过修宪达到的“无限期连任”将超越个人生命的界限，真正永无限期。只要总统还能发表演说，那么他绝对不会下令把自己列入“一类病人”。他会吃着止痛药继续当他的总统，也许直到永远。

一切生命都畏惧死亡，因而追求永生。另一方面，也许正因为个体占据的物理空间和生命的有限，人类又本能地对永久、无限的概念感到畏惧。神话中的仙子宁愿放弃永生的神的身份，换取有限的俗世幸福。“奇迹日”不是赐福，而是灾难。永生不死的当权者若不是上帝，便是魔鬼了。现代权力制度设计的初衷即在于限制个人长久把持权力。写满灾难的现当代史一次次证明，没有长生不死的当权者，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卡扎菲；当权者的奇迹日的终结，也往往不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会成为大灾难的肇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地球还是照样运转。

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挫折

在今天的委内瑞拉，支持还是不支持查韦斯？仿佛成了每一位国民的身份标识。一国之民因政治观点的分歧而走向越来越严重的分裂，诚然不是理性的爱国主义者所愿意看到的。委内瑞拉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个局面的？

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东欧国家相继发生剧变和苏联解体，持续约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似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而告终。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一度甚为流行——资本主义战胜了社会主义，消费主义战胜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争斗结束了，历史画上了句号，从此，人类将生活在文明、理性、自由、繁荣的世界里，直到永远。

我从来不敢相信被鼓吹的幸福，正如我从来不肯相信肯德基在广告纸上宣称的精挑细选优质肉鸡是真正的鸡。消费主义社会却力图让你相信，生活在此时此地，你很幸福。无论是竞选口号，还是商业广告，还是娱乐节目，一切都在逼着你感受幸福。与此同时，现实又逼着你在残酷的竞争中干掉更多的对手，谋取更多的利益，因为弱肉强食，因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因为你若不努力，便会被社会淘汰，而命苦不能怪政府。

这些便是新自由主义需要你牢记的一部分信条。作为一种经济思潮，它是与社会主义针锋相对的。它主张非调控化，反对国家干预；主张私有化，反对公有制；主张福利个人化，反对福利国家。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遭遇经济危机，使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市场经济的思想陷入窘境，自由主义思潮重新抬头。1980年代，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推行的政治保守、经济自由的政策大为成功，为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张开拓了广阔的市场。在拉丁美洲，新自由主义首先在1970年代由南美军人独裁者引进各自国家，在1980年代中期和1990年代，被大多数拉美国家政府搬入执政纲领之中。

拉美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应对外债危机的需要，也有外部强加图谋控制的嫌疑。拉美国家自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独立之后，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发展”、“改革”乃至“革命”，都没有根本性地改变以出口自然资源或经济作物为主的经济模式。二战后兴起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本欲开拓出一条政府主导、脱离对外工业品依赖的新路，终未能使这些国家成为真正的工业大国，却导致经济危机，陷入借债发展越欠越多的无底困境中。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私有化、外向型导向的经济改革便成为内外一致的呼声——在大多数拉美人眼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代表了可耻的帝国主义，它们逼迫无力偿还外债的拉美国家政府进行符合发达国家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就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情况来说，新自由主义虽一度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增强了经济活力，但其恶性影响更为显著。急速进行的私有化改革使大量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失业问题更为严峻；国家资本的退缩与外资的自由进入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体系屡遭重灾；经济恶化、贫富差距造就的大量社会问题，与糟糕的治安管理水平结合在一起，使拉丁美洲的大城市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地区。

在委内瑞拉电影《特快绑架》中，委国首都加拉加斯的繁华街市和绑匪的残忍高效构成了一幅巴洛克式的图景。这不是一部惊险片，更像纪录片。影片很纪实地揭露数据：在拉丁美洲，平均每60分钟就有一个人被绑架；70%的被绑架者不会活着回来。影片中，人质被绑匪带到自动取款机前提钱，却遇上另一伙绑匪，绑匪和绑匪一通血战；人质劫后余生遇到警察，没想到警察也干绑架的营生……影片是拍给有钱人看的：当你的餐桌上有富余的面包，请想一想那些吃不饱肚子沦为绑匪的人。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在拉美已是声名狼藉。民众失望地看到，没有稳定的货币，没有可靠的治安，经济改革造就的繁华原来都是些啤酒泡沫而已，虽则可以咂咂嘴，然而只是气泡。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四脚朝天：教你颠倒看世界》一书中感叹，在20世纪末，所有人都陷入了一场信仰危机，因为人们不再相信人类能够改变历史。“自由”的旗号与激情无关，却与“保守”挂钩：人们相信存在的就是合理的，也就不再相信任何变革向善的努力。

社会主义思潮在拉美复兴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在拉美国家复兴。事实上，社会主义力量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在拉丁美洲寿终正寝。在这些群体中，有的继续暴力革命，有的继续走议会选举的道路，还有的在反思中转为更加注重本土化实践，采用更贴近群众的话语表达方式。如1994年在墨西哥兴起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就借用现代通讯手段，以生动乃至幽默的语言来宣传自己的革命纲领。进入21世纪，拉美国家的政局开始接连发生转向，“社会主义”的口号越来越受欢迎，人民用选票选出了偏左的政治领导人。尽管各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阐释不一，他们推行的变革都是对新自由主义的纠正：限制外资，让本国自然资源重新国有化，关注民生，消灭贫困，等等。

总体来说，这些领导人可以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或“务实派”：前者以查韦斯和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为代表，后者以巴西的卢拉和智利的巴切莱特为代表。前者对“美帝”咬牙切齿，抨击新自由主义毫不嘴软，后者并不与美国和新自由主义公开决裂；前者喜欢超越既定政治程序，搞修宪，谋长期连任；后者尊重既成政治体制，不跟反对派搞僵；前者往往仰赖石油收入改善民生，后者则更注重经济的自主性和可持续发展。

查韦斯曾不幸成为西班牙漫画杂志《星期四》某一期的封面人物。被恶搞的查韦斯戴着他标志性的红色贝雷帽，伸出右手食指，露出两排大牙：“美国佬滚蛋！”他浑身赤裸，胸口的黑毛向下延伸，在那看上去也颇为激进的话儿下面，吊着两只黑色大油桶。

贝雷帽和油桶象征着查韦斯牢牢掌握的两个筹码：军队和石油。前者是他推行变革的保障，后者是给他积聚底气的睾丸。

当乌戈·查韦斯还是一名青年军官时，他就在军中创建政治运动，主张实现委内瑞拉民族英雄、美洲解放者玻利瓦尔的理想，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秩序，建立拉美国家联盟。他曾谋划兵变，事未成而被捕入狱，后东山再起，通过联合诸多左翼党派、合法选举的途径成为委内瑞拉总统。从1999年开始，世界人民见证了委内瑞拉政治的奇迹。政党竞争、到期换届的总统系列剧变成了连续剧：查韦斯从这一年开始，除了2002年经历过一场短暂的未遂政变外，就从未离开过总统位子。他强力推进石油国有化，让油元为贫苦百姓服务，对外则积极挑战美国霸权，寻求拉美国家的团结统一。全世界都在关注这部委内瑞拉连续剧的剧情走向，它带给大家许许多多的思考，关于个人与权力，关于政治体制，关于社会正义……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1883-1955）在他的《大众的反叛》（1930）一书中反复提及一个概念：直接行动。在20世纪初，大众运动已展示了骇人的力量——他们并没有一个脱胎于成熟理论的行动计划，要改变公共秩序、追求正义，就直接诉诸行动，走上街头。当这些行动的人群遇到一个颇具人格魅力的领袖人物时，民众主义领导人就诞生了。

有一些学者就将查韦斯界定为拉美“新民众主义”的代表人物。“直接行动”这条短语让我联想起查韦斯所来自的兵种：空降兵。奇迹般地从天而降，直插敌后，杀出重围。查韦斯总统与贫穷、反对派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式就类似空降作战：欲以兵变方式直接夺取权力，未成，再轰轰烈烈地去竞选总统，成功后自上而下进行激进变革，在受到宪法制约时即绕开程序，直接发动群众支持修宪，在反对党和外国势力的重重包围中把总统一直做下去，把变革一直进行下去。底层民众始终是查韦斯总统坚决的拥护者。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享受了“革命”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委内瑞拉贫困人口比重从1999年的49.4%下降到2010年的27.8%。一个手握兵权和石油的统治者，与广泛的参与式民主结合在一起，成为21世纪初委内瑞拉政治的一大特色。

仍在摸索中

在香港独立记者张翠容所著的《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书中，关于委内瑞拉的那一章题为“那一抹红——竖起革命的旗帜”。作者亲赴委国，记录这场变革中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底层民众建立社区委员会尝试社区自治，开展合作社运动实现生产自救，总统则不知疲倦地上电视倾听百姓呼声，下基层了解真实状况，并推出一个又一个鼓舞人心的计划改善公共教育和医疗条件。底层民众与总统积极互动，很多人要誓死保卫查韦斯，捍卫革命，中产者则因生活水平下降抱怨颇多。与革命激情同时存在的，是因政治观点的尖锐对立而形成的社会分裂。而社会分裂正在给这个国家造成越来越消极的影响。

张女士在书中赞赏革命，又表现得疑虑重重。她记录了与查韦斯总统的亲身对话。总统为自己谋求连任的做法辩护说：“我作为改革的推动者，就像一位画家正在绘出一幅图像，当然希望有足够时间把这项工作完成，并看到成果，试想一位画师画了一部分，不能继续下去，要由另一位又或再一位画师继续，结果这已不再是原来构思的那幅画了……”

这本书匆匆绘出的查韦斯总统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慷慨、热忱、精力旺盛，还颇具浪漫情怀——这表现在他喜爱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无论是演说还是解释施政纲领，这位总统都喜欢即兴的方式，这是诗的方式，艺术的方式。感性压倒理性的革命建设是危险的。总统自比正在作画的艺术家，那么他的创作理论是什么呢？查韦斯在掌权之初追随的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所谓“第三条道路”，自2005年开始，他举起“21世纪社会主义”的大旗。事实上，谁也说不清查韦斯的“主义”脱胎于哪一套理论。在他滔滔不绝的演说中，耶稣、堂·吉诃德、玻利瓦尔、马克思、托洛茨基、切·格瓦拉等等都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者、解放者，仿佛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美洲本土的解放思想，以及国际左派先贤祠中的一切人物皆能入得查韦斯思想理论之彀中。徐世澄先生主编的《拉丁美洲现代思潮》一书是这样评价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从某种程度上看，它是基督教教义、印第安主义、玻利瓦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卡斯特罗思想和托洛茨基主义等各种思想的混合体。”

或许，我们不应指责查韦斯的理论混乱。实践总比理论更重要，适合于委内瑞拉本国发展的理论，也许正在如赤道阳光般生动热烈的摸索酝酿之中吧。然而，最热烈的希望有可能瞬间转为最具破坏力的失望。但愿这一幕不会发生。

在写下这些文字的同时，我也留意到，正如其他国际热点事件一样，在中文的新闻网站上，关于查韦斯的去世，关于查韦斯其人，网友评论分为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两极：有揶揄道“病魔终于战胜了查韦斯”的，也有向这位“伟大的反美斗士”致敬的。在这个资讯前所未有的丰富的时代，人们常常为同一个问题的看法分为左右对立的两极，左边的人不愿听右边的人讲道理，右边的人也不喜欢听左边的人讲道理，众人只是滔滔不绝，便在各自的呓语谩骂中越发疏离了彼此。无论如何，变革向善的努力不能因此而停滞，长远意义上的进步需要大家在道路方向上的共识。关于这一点，委内瑞拉的这一部终于剧终的政治连续剧应该能给我们一点有益的启示。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