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夏/文

2013年3月中旬，几乎全球所有主流媒体都以各自的价值观去评判和纪念十年前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战争已过去了十年之久，各方仍非常关注，原因在于：中东乃至世界仍然生活在美国这一重大战争决策的阴影下。

如同美国此前很多类似的行动一样，教训是相同的，即“美国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对于这场战争，有两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这场战争是否正确？第二，我们得到了什么？未来应该怎样去做？

显然，第一个问题是无趣的，因为战争已成历史，到底应该贴上怎样的道德标签已经不太重要。如果真要从得失的角度去衡量，问题答案是否定的。试想，如果当年小布什能够多些耐心，或许萨达姆会在2010年那场蔓延阿拉伯世界的愤怒火焰之中，自行身败名裂。如果这样，何须美国为此付出十年的惨痛代价呢？

第二个问题，对美国而言，得到的或许比失去的更多，因此美国进行了战略收缩，而所谓的“重返亚太”是战略重心转移。在伊拉克的前车之鉴下，美国今后将更难以军事干预他国事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对利比亚卡扎菲当局的军事行动中，法国抢了美国的风头。而时下，面对叙利亚和马里的严重国内冲突，曾经要按照“民主样板”来重塑中东的美国，只是更加现实和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其立场已经从“干预式”理想主义退回到了“冷眼旁观”的现实主义。

美国已经撤出了伊拉克，未来还将继续减负。怎样维护伊拉克的稳定呢？被许多外媒称为“伊战最大赢家”的中国也必须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谁是最大赢家？

据国内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中国人对于伊拉克战争的看法并未发生多少变化，仍有超过七成公众（74.2%）认为当年美英出兵伊拉克是不正当的行为；对于战争的结果，有37.3%的中国人认为美国是这场战争的赢家，还有半数以上（51.4%）中国人认为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这一批评态度符合全球的主流观点。但笔者从来没有对萨达姆这样血腥政权的倒台而感到惋惜。

美国发动的这场战争或许不体面，但并非没有赢家。按照国际媒体的思路，从伊拉克对外经济合作的数据（特别是石油贸易总量）来看，最大的赢家并非伊拉克，亦非美国，而是中国。

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伊拉克战争结束至今的十年间，中伊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34倍，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75亿美元。中国成为伊拉克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仅次于美国，而且按照目前的增长态势来看，大有取代美国之势。由于双边关系越来越重要，2011年夏天，伊拉克总理马利基访问了中国。这是伊拉克50年历史上，国家总理第一次访问中国。

相比之下，美伊两国之间的贸易额只增长了5.6倍，从十年前的38亿美元到现在的216亿美元。

在巨大的双边贸易额背后，隐藏着对中国意义更加重要的石油贸易。伊拉克已经成为中国第六大石油出口国。作为国家石油公司的中石油获得了伊拉克政府授予的第一个油气合作合同，以中石油为首的中国石油企业集群越来越成为伊拉克油气生产领域中的重要玩家。

相比之下，美国由于国内的页岩气革命，近乎完成了能源自给，来自中东的原油进口一直呈下降趋势。

为了并不算好的收益，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截至2010　年8　月底，美国死于伊拉克战争的士兵高达4400　多人，伤残3.2　万人；战争开支达到了7000　亿美元，与越南战争一样。此外，美国本来就不佳的国际声誉又一次受损，而中国似乎只是付出了谴责美国发动战争的口水。

面对这样的数据，美国人难免大发牢骚。美国《大西洋月刊》的著名记者，同时也是著名国际问题学家的罗伯特·卡普兰在《华尔街日报》上抱怨：“我们拿下了伊拉克，却为中国做好了铺垫……”

在他列举的事实中，卡普兰称2008年中石油以35亿美元的价格赢得了艾哈代布油田（Al-Ahdab）的开采权，成为了第一个和伊拉克合作的外国油公司……

卡普兰对复杂的油气开采合同缺乏必要了解。中石油并没有获得所谓的开采权，只是获得了服务权。前者一般指的是产品分成合同，而后者是油气服务合同。这样的错误发生在如此权威的财经媒体上，实在让人汗颜。

卡普兰犯的只是常识性错误。中国学者对美国为何发动战争，以及伊拉克战后油气产业走向时，却往往纠缠在自己释放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迷雾之中，从而迷失了自己。

在国内众多的分析材料中，“控制中东石油命脉”始终是美国人的目的。但中国在伊拉克油气行业中的活跃表现，让这种谎言不攻自破。事实上，早在战争结束之初，中国学者们普遍预言，“此后伊拉克的油气资源将会被西方支持的各大国际石油公司以产品分成合同的方式所瓜分”。为了证明这种结论，种种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论据被摆了出来。

其中最为离奇的“阴谋”是，美国著名油气服务商——哈利伯顿公司下属的KBR公司——获得数十亿美元的石油合同，原因在于哈利伯顿聘请了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出任公司总裁。

但事实上，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调查，这家前子公司获得的合同并没有涉及到伊拉克的石油，它是一份由美国出资的、与军事有关的美国联邦合同。公开数据显示，美国承担了伊拉克的绝大部分军事和重建成本，在私人安保、物流及重建承包商上支出至少1380亿美元，提供从外交人员保安、发电厂到手纸等商品和服务。

不知面对这一事实，当初以此为据的中国学者是否会感到脸红？

事实还不仅限于此。即便面对“西方”的压力，以产品分成合同为代表的油气合作始终没有被伊拉克当局接受，除库尔德地方政府曾开出诱人的油气产品分成合同外（但随后被伊拉克石油部所制止），目前所有合作都是服务合同。

在这种合同模式下，外来石油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资源国的“打工仔”。它们投资建设和开发油田，从每桶石油中获得固定的收益，通常在5美元以下，甚至不及每桶油价的零头，很难能指望依靠高油价来牟取暴利。以中石油在伊拉克的项目为例，高达数百亿的投资的回报率只有10%左右。

目前伊拉克当局拿出的所有区块，都是以公开招标的形式来寻找最佳合作者。石油公司的政治背景显然没有实际价码更具诱惑力。在透明和公开的国际招标环境下，中石油在伊拉克的活跃粉碎了中国学者的预言。

面对谁是最大赢家的讨论，如果笔者必须表态，我会把这一票投给市场。一个开放而且透明的市场让中国得到了公平参与国际竞争的机会。

赢家的“后遗症”

不论中国是否承认自己是最大的赢家，面对美国试图当作“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包袱”甩掉的伊拉克，一个安全环境日趋恶化的伊拉克，却很难再说中国是最大赢家。如果伊拉克局势发生变化，中国的巨大投资将遭受损失，再大的赢家也可能输得片甲不留。

面对这种可能，中国必须做些什么，以保护巨大的商业投资，以及中伊两国之间逐步增长的石油贸易。

需要提醒的是，在中国企业大举进入伊拉克之时，决策层都将宝押到了美国人身上。他们判断美国不可能轻易放弃伊拉克，因此长期来看伊拉克局势将逐渐趋稳。但这种判断正在被事实粉碎。

今天的伊拉克局势有点像1970年代初的越南，类似“尼克松主义”的政策成为美国对伊外交的主线，即美国逐渐从伊拉克撤出，通过扶持和资助伊拉克当局，通过“伊人治伊”的政策来实现目标。这与在南越实行“越南化”的政策如出一辙，美国当年通过资助南越政府来抵御越共的渗透和进攻。

由于这种政策，伊拉克维持安全的力量被严重削弱，政府力量发生“空心化”。一系列升级的自杀式恐怖袭击证明了这一恶果。

伊拉克的不稳定因素还在于政府内部。当前的马利基政府是一个由三派势力拼凑起来的“民族联合政府”，内耗不仅使政府组织和行动能力大打折扣，更有诱发全面内战的风险。伊拉克安全部队以什叶派为主，而逊尼派也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目前，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已联合起来抵制什叶派政府，而“基地”势力也深入到这片不安宁的土地。伊拉克未来的局势依然严峻。

如果伊拉克陷入内乱，中国不仅将丢失该国境内的商业利益（特别是石油贸易），而且内乱还将波及周边国家，沙特、约旦、科威特等邻国将直接面临伊拉克“基地”组织和其他极端组织的恐怖威胁。这些国家都是中国重要的石油来源地。

“不干涉他国内政”对中国或许有特殊而且重要的政治内涵。然而，这一政策已成为中国保护自身重大的外部利益的最大障碍。随着美国的战略性收缩，中国面临的将不仅仅是一个伊拉克。美国今后还将从阿富汗撤军，那里的局势关涉到对中亚地区安全的重大威胁，而中亚则是中国更加重要的能源来源地。

或许中国应该接受类似美国在阿富汗的邀请，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如同几年前中国海军在索马里执行国际护航任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