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谢良兵 尽管在4·20雅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红会的救援队就已经奔赴灾区，其官方微博也迅速发布了赈灾信息，但却引来网友的“滚”声一片。对于这一“郭美美事件”的余波，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表示很无奈。
“说什么都是错。”这是赵白鸽2011年底到红会任职时就非常清楚针对红会的网络舆情。“郭美美事件”之后，赵白鸽成为红会声誉的“救火队长”，一年半多的“低调做事”，这位海归博士依然未能挽回这家“百年老店”的名声。
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意见领袖”李承鹏，这位曾经红会的坚定批评者对赵白鸽表示了感谢。原因是4月21日，赵白鸽帮助李承鹏的救援队和物资车顺利进入了震中灾区。赵白鸽称，她十分愿意与这些“意见领袖”沟通。
红会的“自救”
误会从沟通开始消除，这是赵白鸽始终坚持的观点。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简称社监委），这家独立于中国红十字会之外的第三方监督机构，从2012年底成立起就担任了中国红十字会与外界的一个沟通桥梁。
到雅安地震灾区救灾，其实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场“自救”。
赵白鸽在第一时间就赶赴雅安灾区。当网络上对于红会的所言所为一片“滚”声时，赵白鸽坦承，她注意到了这些网络舆论。但她表示，红会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救灾，暂时不会理会这些网络舆论。她也称，网上舆论对红会的批评并不公平。
网络舆情工作交给了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来做。品牌联盟投资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顺风车”倡导人王永，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自雅安地震之后，他就忙于应付各种关于红会谣言的澄清工作。
王永很快就遭遇到赵白鸽似的尴尬。尽管他坚定地认为社监委是一个公正的机构，但他们每一次的回应澄清，都会和红会一样招来“滚”等谩骂。事实上，王永并不是红会的工作人员，也不收受红会任何薪酬，社监委只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
面对这样的网络舆情，他们明白，沟通需要耐心，澄清需要诚意。
4月21日，一天之内，红会就被迫回应了四次网络舆论。分别是台湾红十字会500万元“买路钱”、官微“考察”措辞不当、工作照中现戴“浪琴”表者以及壹基金与红会的关系等。除了官微措辞一事的确为红会失误之外，其余均被证实为谣言。
王永透露，每一条澄清回复的背后，都是他们打了数十个电话，委员们各有分工侧重地去查实而来。以四川红会物资积压一事为例，王永就先联系了红会总会组织宣传部，责令其必须在一个时间点前作出解释。红会解释之后，王永再向成都红会进行核查。
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由16名委员组成。这些委员包括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非营利组织专家邓国胜、金锦萍、杨团，主持人白岩松，财经、政治、经济方面的学者迟福林、俞可平、刘姝威，公益人士王永，意见领袖袁岳等。
据王永透露，社监委有一个微信群，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也在群中。任何有关红会的事情都会第一时间在群内讨论和沟通。红会向社监委开放全部资料。近日，他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在时机恰当时，即启动“郭美美事件”重新调查的程序。
王永在与网民的沟通中发现，“滚”声一片的背后，是公众对于“郭美美事件”真相的不清楚，这急需一个第三方独立机构重新做一个调查。“社会公众对红会的不信任，是对目前官办慈善机制的不信任。”王永说。
NGO的机会
赵白鸽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长久的过强的政府管理，以及民间社团组织的薄弱，让民众的情绪发泄口受阻。“郭美美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百姓的怨气，趁机发泄在了中国红十字会的身上。
赵白鸽也在一直探索建立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共同组成的合作伙伴关系。王永发现，网民之所以骂红会，根本还是在于红会所在的官僚体系。但红会又得益于这一体系，作为救济体系最完整的机构，红会在紧急救灾时方能够动员大量的国内外资源。
王永透露，社监委的委员们有一个共识，是红会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些资源，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平台型的枢纽组织，为这些一线的草根机构提供资源和援助、协调救援工作，比如帮助李承鹏的民间救援团队。近期，红会将和参与救援的多家NGO开一个协调会议。
从汶川地震开始，民间慈善机构的重要性得到体现。而这一次的雅安地震，NGO更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壹基金。壹基金成为中国第一个接受比特币（一种网络虚拟货币）捐赠的NGO，比特币也是第一次在中国成为捐赠物。
在红会公信力急剧下降的时候，NGO异军突起。诸如成都市河流研究会、NGO备灾中心、同公益、美慈、420前方团队、芦山爱心家园、爱达讯、中国心、鹤童等等民间组织，在此次雅安地震中均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壹基金成为此次抗震救灾中NGO的热门，“红十字会地震后第一天收到捐款的数额仅为壹基金的1/160”，这一新闻也让公众看到了NGO的力量。不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认为，这是被媒体制造的话题。
在她看来，与壹基金相比，红会的募款渠道多多了。“大型企业还是给红会捐赠。壹基金在理事企业大的捐赠之后，后面大的捐赠几乎没有。”根据中国红十字会官方网站显示：截止到4月25日下午5点，中国红十字会系统收到社会捐赠款物为38952万元。
红会募集的善款开始超越壹基金。但金锦萍也表示，区分公募基金会或公募型慈善组织到底有没有公信力，看的不是大型的捐赠有多少，而是来自于不特定的公众的资金是多少。“这个来讲，壹基金确实占了优势，至少从网络上的舆情分析来看是如此。”
金锦萍希望公众能够理解，善款本身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一个组织不是钱越多越好，如果善款都给壹基金，就害死壹基金了，因为它本身的执行能力没有那么强。”在国外，慈善组织会根据人员配比等确定一年筹款的数额，到了数字就不筹了。
但壹基金出现的背后，是从汶川到雅安这5年，国家捐款汇缴制度的改变。
慈善的走向
在所有的官办非营利组织中，红十字会无疑是一大焦点。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曾将红十字会作为一个重点个案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副教授同时也是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的16名委员之一。
雅安地震后，金锦萍正在北京大学公益传播媒体高级研修班为学员讲授《中国公益慈善组织里的财产规则》一课。在她看来，壹基金的活跃源自2008年之后，国家捐款汇缴制度的改变。“否则壹基金连接受捐款的条件都没有。”金锦萍说。
汶川地震之前，并非所有的公益组织都可以接受捐赠。国家一般只允许企业或公众向特定的机构捐赠，比如民政系统可以，红十字会可以，中华慈善总会可以，其他经过民政部认定的也可以。“当时的募捐市场很不公平，这个渠道基本被官方划定了。”
2007年4月，壹基金成立时，囿于这种政策限制，“壹基金计划”不能获得独立公募基金的资格，李连杰便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挂靠其门下，成为“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在当时，壹基金若向公众募款，则需通过中国红十字的账户。
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民政部来不及发布能够接受捐赠的机构的名单。这被认为是一个放开，雅安地震之后，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任何部门来划定名单，来限制公益慈善组织。“这是一个进步，一定要表扬。”金锦萍说。
在她看来，这让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可以凭借自身所积累的美誉度、公信力向公众劝募。壹基金的活跃便得益于此。2010年底，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民政局正式注册成为独立法人。“没有红十字会就没有壹基金。”李连杰说。“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成为中国慈善的一个负面典型。但金锦萍强调，红会的改革并非简单的去行政化就能解决。赵白鸽曾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说过，所谓的红十字会“去行政化”不过是个民间语境，因为红会本身就不是一个纯行政机构。
金锦萍认为，官办非营利组织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法律地位和性质不明确。她建议，大量的官办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都应该选择私法人路径。“极少部分涉及到公共职能的官办非营利组织像红十字会，可以保留下来，变成公法人的非营利组织。”
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则指出，无论是红会还是社会公众，一定要接受“公益多元化”的现实。比如壹基金的灵活，红会的资源。“各家机构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共同弥补政府缺陷，引领政府政策调整。”
赵白鸽也强调，红会和壹基金之间不是竞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