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谢良兵/文 红会再次遭遇尴尬。近日，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一议仅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两名委员的支持，该委员会共有16名委员。而社监委的另一番表态则更耐人寻味——今后所有社监委委员的监督都采用自愿义务服务形式参与，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

社监委是2012年底应国务院《关于促进红十字事业发展的意见》要求成立的一个所谓“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监督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这一自2011年“郭美美事件”导致红会陷入公关危机之后的举动，被红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称为“最满意的改革”。

被誉为“救火队长”的赵白鸽，曾信誓旦旦地提出要对红会进行改革，并为此立下“军令状”。事实上，这位有着海外留学经历的博士的确给红会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她主张埋头干事，同时推动改革，甚至希望能让“改革跑赢危机”。

社监委的成立无疑是红会这一轮改革的开始。但现实很快给了红会当头一棒，社监委成立伊始，质疑其与红会关系的声音就不断。此番社监委否决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事件和“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的表态，再次扯下了红会这一改革的“美容面具”。

社监委的弊端在于定位模糊，与红会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无法真正成为独立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过去的半年多，社监委的角色有对红会工作的监督，有与媒体的沟通，也有红会“信访办”的功能，甚至还要为红会改革做课题研究。

模糊的定位必然导致尴尬的结局。其实，“郭美美事件”调查重启与否，并不会改变目前公众对红会的既有印象。问题的关键在于，社监委公开表态“不再与红会有任何利益关系”，也间接说明在现有行政体制下的红会改革并不成功。

显然，红会需要的改革的不只是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接受社会监督，更重要的是要进行行政改革，摘掉“乌纱帽”，归位于社会慈善救济组织。

诚然，去行政化改革一定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在红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这是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的说法。体制的禁锢让红会改革变得无力，这也是赵白鸽和社监委尴尬的根源所在。

但在现有体制难以改变的前提下，红会也并非没有改革的突破口。当然，并不是说因为阻力过大就放弃去行政化的改革，去行政化改革必将是一场持久战，红会想在短期内重塑形象，只能在体制改革努力的同时，进行业务改革。

赵白鸽曾澄清说，红十字会不是慈善机构，而是人道组织。在红会的官网中也显示，红会的核心业务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无偿献血、造血干细胞捐献、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国际人道援助等。这显然与公众理解的红会并不完全相同。这其实才是真实的红会。当然，红会也承担了捐款捐物等其它慈善组织都在做的业务。

只是我们发现，不单是“郭美美事件”，红会近年爆发的多个危机均与善款的流向有关，这不能不说是定位于“人道救济组织”的红会的悲哀。

其实，募捐业务不如留给其它官方或民间慈善组织机构去做。红会要做的是归位于其原本的人道救济功能。在各种自然灾害和公共灾难发生的时刻，进行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救助，并致力于教会民众自救逃生等等，这或许可以成为红会重塑形象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