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禾:记录真实的旁观者

湛眉2013-05-06 09:20

作者: 【美】 张彤禾
译者: 张坤 吴怡瑶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by湛眉

“当你问一个打工女孩最喜欢大城市什么,她们的答案是自由。对打工女孩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挣多少钱,还有能得到多大提高。许多人说中国是个物质社会,一切向钱看,但事实更复杂。打工女孩的愿望也和其他人一样,我们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


我只有靠自己

伍春明计划在打工者的世界里出人头地,来东莞的时候她十七岁,中学毕业,不漂亮,不会讲普通话,只在家附近的小城里卖过水果。第一次离家的尝试只有两个月便宣告终结,但她不甘心地又哭又闹,终于央得母亲借钱给她买了重新出发的火车票。来东莞不久,春明就开始记日记。她在之后的十几年里经历了失去一切、乞讨、工作、辞职、传销、恋爱、当然还有分手,但日记里贯穿始终一句话:我只有靠自己。

这并不是春明一个人的想法,吕清敏比春明小很多,晚出来将近10年,2003年开始打工的时候,敏才16岁,和其他女孩一样年轻,一样天真,也一样身上无一技之长。她最初打工的地方是一家电子制品厂,面试时大楼贴的瓷砖,庭院里铺的水泥都让她觉得这个工厂足够体面,进来之后却发现无论是流水线作业还是宿舍的环境,都异常艰苦。辞职后,敏在人才市场找到一份文员的工作,这对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人来说殊为不易,一方面是因为她字写得不错,更重要的是,新上司觉得敏“比其他人都诚实”。

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并没有让敏死心塌地,打工女孩们在不同的工厂之间跳来跳去,换工作的理由可能是听说有个地方待遇更好些,也可能只因为有个老乡或者朋友待在那里。然而不论怎样转换,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变化。敏第二次进人才市场的时候已然轻车熟路,再没有第一次的青涩和不安,她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如果想得到一份工作,就谎称自己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把相关经验的从业时间说得更长,没有人会深究和验明她的履历,重要的是结果,敏得到了新工作,虽然这次,敏并不比其他人更诚实。

敏在后来打工的厂子里找到新男友,又在回乡时把一度失去联系的前男友再次带进城,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她并不打算对任何一个负责,“我把他带出来,以后就只能靠他自己了。”当然,敏还年轻,和很多打工女孩做着一样的盘算:如果我立刻结婚,就只能嫁给一个普通工人,所以我并不着急。敏的家里有四个姐妹,张彤禾说,就像简·奥斯汀的小说一样,她们被认为应该按顺序出嫁,只要大姐还是单身,就没人会对第二个女儿施压。

来自农村的打工女孩并没有承担着家里像对男人一样的期待,虽然打工者在城市被边缘化,但在农村,他们却是精英,往往受到过相对高的教育,或者比留下来的人更上进。出去,对他们来说意味着改变命运。而女孩们比男人更容易融入一个城市,“当你问一个打工女孩最喜欢大城市什么,她们的答案是自由。对打工女孩来说,最重要的不只是挣多少钱,还有能得到多大提高。许多人说中国是个物质社会,一切向钱看,但事实更复杂。打工女孩的愿望也和其他人一样,我们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的差别。”


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

很久以来,东莞给张彤禾的印象就像她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的时速冲下公路,周围变化纷呈,目不暇接,人们一股脑地想着如何尽快采取行动,无暇休息,也无心记录。

在这个城市里,敏与第一个男友失去联系,变得孑然一身,仅仅是因为她丢了手机,像书中强调的一样,世界上最容易的事就是与别人失去联系。

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张彤禾说,正如它的历史也以两个面貌存在于人们的脑海里:一面是近代史的开端虎门销烟,虎门便在东莞;它还有另一个历史,1978年,香港太平手袋厂在东莞开设了第一家外资工厂,将原材料运来在此加工,再销往各地。这种模式很快被数以千计的后来者追随。而比起行政命令催生出的深圳,张彤禾更喜欢这个自由生长出来的东莞,“我喜欢东莞,因为它就像这些打工女孩一样。没有人在注意它,没有人在保护它,完全靠自己发展起来,外面的人或许觉得它没什么,甚至还觉得它很难看,很低级,但是它自己的成就是了不起的。很多人都报道过深圳,去过深圳,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为深圳说了什么话,包括我丈夫何伟也喜欢深圳。但去过东莞的人却觉得那是个糟糕的地方,只有工厂和无穷无尽的妓女。但我就是要写这样的地方,我要给你看,在这样的地方也有很精彩的故事,也有很有意思、很美的一面,我可以去挖出来。”

在张彤禾眼里,东莞这个城市也是一个主角,它的状态由城市里的人的状态构成,让人可以去观察它所有的内容都代表什么。东莞有各种各样的市场:人才市场、婚介市场、培训市场,几乎每一个打工女孩都觉得学好普通话和英语很重要,春明甚至有时在梦里说英语,张彤禾问她,用一种自己不懂的语言做梦是什么感觉?“我无法形容,”春明说,“我只知道在梦里我在说英语。”

《打工女孩》里另一个隐藏的主角是裕元鞋厂,虽然这个工厂对于张彤禾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在这里的采访仍然是困难的,因为在这样大的一个工厂,要取得一些人的信任,和别人变成朋友十分不易。它的大在无形之中给人一种压力,身处其中,你真的什么都不是。张彤禾最初的设想是在这里找一个朋友圈,跟她们在一年内保持联系,看这个朋友圈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但完全无法实现,因为女孩们真的很孤单,一个五六个人的圈子都很难找到。这时,张彤禾才意识到,真正的描写对象是这个厂本身,以及它所有的社会规则,最后,虽然这是一次失败的采访,但却成就了一个成功的写作。

当一把开启过去与现在的钥匙

在和女孩们的接触中,张彤禾发现,虽然听众寥寥,但每一个讲述者都珍视自己的故事,每一个女孩都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她们有一种强烈的拥有感:这就是我的故事。这和张彤禾所了解的旧传统相悖,她个人的家族在历史的动荡中跌宕起伏,却少有人愿意讲述自己的苦难,在那样一个时代,他们说,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张彤禾的祖父名叫张莘夫,原名张春恩,曾在美国芝加哥矿业大学学习,是中国早期有名的地质学家,1945年日本投降后,张莘夫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负责接收抚顺煤矿事宜,却在回沈阳途中遭到暗杀,由此引发中国全国性反俄运动。1948年,张彤禾的祖母李芗蘅带领五个子女迁往台湾,她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并用丈夫死后得到的资助先后将四个孩子送往美国留学,小儿子是唯一大学毕业不能出国的孩子,因为他的四个哥哥姐姐都没守住将来会回台湾的保证,美国领事馆拒绝给他签证。

张家留在大陆的孩子叫张立教,是张莘夫哥哥的儿子,李芗蘅带着孩子离开时,立教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政治观念和理想,他是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拒绝离开。1957年,立教已经是某大学的院长办公室主任,他公开建议党应该重视知识分子的技能和知识。他说,不能用一个人的教育水平,去衡量他对革命的忠诚。之后立教被下放到农村,子女的教育也都受到影响,他的父亲作为地主遭到批斗,最后死在农村。但是对于这些,立教都不愿提及,“大家都经历过这些,我和其他人一样。何况讲也没用,我为什么要讲?”

写作《打工女孩》的过程,也是张彤禾自我找寻的过程,何伟告诉妻子,你祖父的故事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讲出来!张彤禾随意答道,“我觉得大家不感兴趣。”但她立刻意识到,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不愿多说,反正大家都知道。她开始思考自己对于中国的感情究竟是什么,哪部分是中国人,哪部分是美国人。她开始研究自己的家族史,随即发现这和打工女孩的故事也是相通的,人们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在独自打拼的过程中,只有努力和信念可以支撑自己。她的祖父到美国留学,之后回到中国,她的父辈去到台湾,又一个个迁往美国。祖父去留洋是为了有一天回来为中国效力。他的孩子们离开家则是为了发展自己的事业。而今,几百万的农民工离开家乡,去城市工作,这是一种新的,还是旧的迁徙?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封闭的,而后又对外开放,开始重新看待与国外的关系。很多年轻人觉得外面的世界变化了,于是离开家乡,开始训练自己以求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这让张彤禾觉得,虽然时代更替了近百年,但共同的经验仍在。历史虽然是流动的,但一个家庭的历史,总是从一个人的离家开始。

家族的故事与打工女孩的故事同样重要,女孩们因为没有历史的包袱,也就没有了讲述的顾忌,有人劝张彤禾把这些故事写成两本书,但她坚持认为,把家族史与打工女孩串联在一起才有意义,做到这一点是对她的挑战,因为要把自己当作那把串联历史与现在的钥匙,把自己写进书里。

如今,吕清敏已经和后来认识的打工者结婚,在农村生下两个孩子后,又回到城市打拼;伍春明终于实现了她最初日记里的诺言,在打工者的世界里出人头地,跻身中产阶级,又继续追寻新的梦想。非虚构的故事无法按照写作者的构想进行,在这些女孩的世界里,张彤禾只是一个记录真实的旁观者,任由故事走向它们各自的结局,有时她参与了这个过程,更多的时候她没有,但有些东西是一开始就被笃定的,“这两个女孩特别有个性,有意见,我喜欢她们,并且我也有信心,不管她们后来的故事是怎样的,都会很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