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徐尧/文 指挥大师洛林·马泽尔先生第21次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指挥台。没有人知道他为何如此喜爱这座广场西侧的巨型建筑，也没有人知道他对中国的热爱是仅仅出于经济原因，还是真的对这片土地上的音乐事业产生了强烈的责任感。马泽尔先生过去的十多天时间里一直在中国，他率领慕尼黑爱乐乐团在北、上、广、深四座城市举行了成功的巡回演出，携手青年钢琴家张昊辰演出贝多芬第四号钢琴协奏曲，以及适逢首演百年的斯特拉文斯基巨作《春之祭》，所到之处无不引起乐迷们的强烈反响；之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回北京，与成立仅仅三年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排演《无词的指环》，这是马泽尔自己根据理查德·瓦格纳著名的四联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改编而成的，将歌剧中精彩的管弦乐段落串联起来，编成一首长达80多分钟的宏大的交响诗。5月5日晚上，他在国家大剧院的第21场演出结束，数以千计的乐迷们起立鼓掌，感谢他将一个辉煌时代的尾声在这里奏响。

然而并不是每个指挥家都能与一座剧院建立起如此深厚的感情，也不是每一座剧院都能找到与自己如此对脾气的指挥家。2005年意大利人法比奥·路易西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指挥了威尔第的《唐卡洛》，两者迅速像初恋情人般打得火热，路易西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歌剧院的首席客座指挥，前年又升任首席指挥，距离真正掌管这座百年剧院仅有一步之遥。而当路易西从他之前任职的德累斯顿国家管弦乐团黯然离职时，这支乐团正在与另一位指挥家克里斯蒂安·蒂勒曼眉来眼去，后者很快就接替了前者的职务。音乐界是个微缩的江湖。

对于国家大剧院和马泽尔来说，一切的“缘起”是2010年大师应邀来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成立后的第一部歌剧——威尔第的《茶花女》。那时的乐团刚刚组建三个月，一半以上的团员都是刚刚走出音乐学院校门的学生，要上演这样一部长达好几个小时且难度颇高的歌剧简直是天方夜谭，然而马泽尔大师却让乐团爆发出了张力惊人的声音，以至于三年后的今天，当时的《茶花女》仍令北京的乐迷们念念不忘。此后，马泽尔与大剧院管弦乐团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多次来指挥音乐会与歌剧，还担任了去年大剧院新年音乐会的指挥，众所周知的是马泽尔曾经十多次担任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不仅如此，当纽约爱乐乐团、英国爱乐管弦乐团、芝加哥交响乐团、慕尼黑爱乐乐团来中国演出时，他们也纷纷选中了对中国观众知根知底的马泽尔先生，以至于他时常被乐迷们戏称为“国外乐团访华总指挥”。

然而可惜的是，马泽尔只是一个特例。遥远的中国毕竟远离作为古典音乐中心的欧洲，不是每个艺术家都受得了频繁的长途旅行，因此尽管国家大剧院迎来送往了当今世界上大部分的重要指挥家，但其中的绝大多数都只能是匆匆的过客，乐迷们根本无法仅凭一两场音乐会就了解他们指挥艺术的全貌，因此看似繁荣的古典音乐演出市场在本质上仍然是唱片与音响的补充。出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后黄金一代”指挥家们中，克劳迪奥·阿巴多、伯纳德·海丁克等都曾在国家大剧院登台，谁知道他们还能否再来？

出生在1930年，已经83岁高龄的马泽尔大师至今仍像个年轻人一般活跃在全世界的音乐厅与歌剧院里，这位从不到10岁起就以神童之名拿起指挥棒的稀世天才，在指挥台上已经工作了70多年，目前仍担任着慕尼黑爱乐乐团的掌门人。笔者在过去的一个多礼拜里跟随大师走访了中国的四座城市，欣赏了他在10多天里演出的6场音乐会。公平地讲，对于这样一位已经指挥过近万场音乐会和歌剧的指挥家来说，上演“伟大”演出的几率不会太高，甚至敷衍了事也不算新鲜，然而只要他愿意将自己的全身心都燃烧在音乐里，其能量几乎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与之相提并论的。因此当笔者听到马泽尔几乎将深圳与广州星海音乐厅的房顶掀翻的献祭之舞，听到他指挥棒下燃烧着的瓦尔哈拉城堡时，他一切的古怪脾气、傲慢挑剔、冷言冷语几乎都瞬间被原谅了。音乐中无处不在的神性，让人暂时忘却了指挥台上挥汗如雨的是一个不怎么讨人喜欢的凡人。

是的，生活中的马泽尔让人难以亲近，他的举手投足与每一个表情都显得高高在上，因此人们也努力与他保持着距离——笔者与他共同行走了几千公里，却没有与他说过超过10句话。在5月2日国家大剧院的排练厅，乐团演奏过程中，马泽尔单手拧开矿泉水瓶，然后不小心洒到了乐谱上，首席小提琴手、柏林爱乐乐团的亚历山大·卡彭尼立刻站起身，诚惶诚恐地将乐谱移走。他也不喜欢与乐迷有太多的交流，很少有乐迷能荣幸地获得他的签名或与他合影——似乎整个巡演途中只有一例：当一位上海乐迷捧着一张珍贵的绝版已久的黑胶唱片请他签名时，大师忽然表现得欣喜异常，似乎颇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之后他在上面大笔一挥签下了名字。马泽尔大师每到一地，总是住在距离乐团驻地很远的另外一家酒店里——由于常年来华演出，他对国内的豪华酒店了如指掌，不论在哪个城市都会自行挑选喜好的住处，甚至哪怕自己补贴差价也一定要住在他选中的地方。他对衣食住行均挑剔不已，白天足不出户、养精蓄锐，直到晚间与乐团在音乐厅里会合后，再将全部的能量释放在舞台上。

马泽尔与国家大剧院音乐厅管弦乐团合作的两场《无词的指环》音乐会，许多乐迷专程从外地赶来。当所有人都在谈论为何瓦格纳诞辰两百周年之际中国没有“指环”上演时，笔者却觉得有这样一场将“指环”的精神内核彻底保留下来的音乐会已经完全足够了，更何况马泽尔是这个时代演奏瓦格纳的音乐最出众的人选，他带着自己改编的这套《无词的指环》与柏林爱乐、维也纳爱乐、纽约爱乐等几乎世界上所有最好的乐团都演出过。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师指挥这套作品的速度也越来越慢，从最初的70分钟左右发展到近80分钟，再到如今的接近90分钟。音乐的容量还是那么多，线条却被延长了，弦乐无休止的颤音交织成了一张音符的巨网。没有唱词也没有舞台的“指环”，因为马泽尔的存在而变得拥有强烈的画面感，他让你觉得“作曲家的世纪”与“指挥家的世纪”在这一刻水乳交融，年轻的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也由于作曲家与指挥家的伟大而听起来不再稚嫩。

在中国的十多天里，马泽尔在自己的博客上写了十篇日记，事无巨细地记下了他在中国的见闻——在推特与微博的时代，他仍坚持以这种古旧的方式记载着自己的人生。在这些热情洋溢的日记里，他反复盛赞着中国的乐迷们，认为他们年轻而充满活力，与欧美国家的音乐会听众普遍是中老年人的情况大相径庭。

与此同时他也夸赞中国的听众秩序良好：事实上，除了每次听音乐会时总有少数的那么几个人用闪光灯拍照或是发出声响之外，如今中国大城市里的乐迷真的已经今非昔比，不仅“乐章间不能鼓掌”的规矩已经烂熟于心，他们早已懂得全部的音乐会礼仪，而且对于西方古典音乐有着深入的认识。值得欣喜的是，这个群体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扩大着，也许这是马泽尔先生热爱中国的又一个原因。

当然，马泽尔也从来没有掩饰过对于金钱的热爱。他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开着一个名叫卡索尔顿的巨型庄园，每年在这个庄园里举办音乐节，他也曾带着这个音乐节制作的罗西尼歌剧《塞维利亚理发师》来北京演出。已经在国家大剧院演出过21次的马泽尔自然也在这里赚取了数额不菲的利润，换来的是让一位20世纪最后的指挥大师在这座年轻的剧院里留下深刻的印记。

马泽尔毕竟已经是83岁的老人，他在后台时走路颤颤巍巍的样子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想去扶一把；平日里见他最多的状态，就是仰卧在沙发上纹丝不动，一瓶接一瓶地喝着依云水。然而当他缓慢地走上指挥台，音乐响起，他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帝王甚至暴君：手势精准，目光如电，屹立如山，这样的马泽尔让人不得不由衷地钦佩。正如指挥家张艺在微博上发出的感慨一样，19世纪是作曲家的世纪，20世纪是指挥家的世纪，21世纪则是乐团的世纪。当世界各地的交响乐团们演奏技术都愈发精湛，声音越来越光鲜漂亮时，那些充满浪漫气质与个人魅力的指挥家们则几乎绝迹。热爱中国的马泽尔不知下一次中国之旅会是在何时何地，但希望乐迷们不要再错过，因为对于一位这样的老人来说，尽管他身体仍十分硬朗，但你永远都不知道哪一次会是永别，属于指挥大师的时代何时会画上句号。我们很幸运地沐浴在一个伟大时代末日的余辉中，所以不妨先停止惆怅与感慨，尽情享受这些今后只能在唱片里听到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