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今/文

猛一看这标题会觉得有点绕口，如果字面拆分开来应是“我看”和“人看我”两段，大概意思是，我怎么看别人琢磨我。据说这是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晚年谈及的一个观察社会的方法。因为人类学产自西方，当年人类学家一个个灰头土脸地钻进野蛮部落里学说“鸟语”，生吃兽肉，就是忙着把野蛮人当作观察对象，这些野蛮人被时髦地当成了“他者”。这些洋学者把目的标榜得特崇高，大家纷纷表态说，钻到原始人堆里才发现他们的文化原来和自己的真不一样，太好玩了，于是发明了一个煽情的说法叫“文化多样性”，从此勾引得那帮野蛮人跃跃欲试，生出了要和西方文化平起平坐的一颗不安分的心。

可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却毁了这个自作多情的念想。有一年，费孝通的老师，人类学大腕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记被披露，人们发现马大师说了不少他生活过的部落民众的坏话，这个负心举动终于让原始人的好梦结束了！他们发现，原来西人假惺惺地跑来和咱们搞三同（同吃、同睡、同劳动），就是为了嘲笑咱们不如西人。据我的估计，费先生的脑袋里从此悟到了一门新学问，那就是作为西人眼里的“劣等人种”，中国人也该琢磨琢磨别人怎么糟蹋自己，以便提高警惕。“人看我”后来有个冠冕堂皇的名字叫“国民性”，所以这篇文章的标题也可叫“我看国民性”。“国民性”意思是说一个民族的好坏天生就是由他的性格气质决定的，这个说法在晚清民初很流行。如果我们看电影，或看国耻教科书，里面总有“东亚病夫”的叫法，不妨看作是对洋人糟蹋我们的一个极致概括。

总的来说，凡来过中国的洋人，说坏话的较多，说好话的较少，1944年的美国中小学课本里，涉及中国的部分往往与辫子、缠足、水车、火药、长城、宝塔和神殿连在一起，大致形成了一个“人看我”的负面光谱，明明是咱们引以为豪的优点，到了洋人嘴里偏偏变成了不堪的怪癖，这让我们很不爽。比如说吃苦耐劳本来是咱们的美德，到了洋人嘴里就换成了缺乏神经，麻木不仁，在洋人的眼里，国人啥都能忍，可以在常人无法忍受的条件下生活，我们引以为傲的刻苦自励到他们嘴里换了个说法，叫做忍辱偷生。

有的话说得更损，如说中国人可以一整天站在一个位置上，以任何姿势在任何地方睡觉，似乎不需要空气，极度拥挤也没让他们觉得有何不便。写出《中国人气质》的明恩溥甚至想做一个试验，看看他们躺在三轮推车上，像蜘蛛一样头朝下，张大了嘴含着苍蝇，是否睡得着。这不是蟑螂是什么？狡猾、没有神经，没有灵魂的印象就象病毒一样蔓延开来，甚至智力迟钝的幼儿都被蔑称为“蒙古人种”，仅仅是因为他们长着一副东方人的面相。在美国，拥挤的蜂窝状唐人街，到处都是手持鸦片烟管的诡异人群、沿街卖俏的妓女和贩毒的游荡闲人，加上窗帘背后不知什么时候就会突然伸出一支匕首，邪恶的神秘气息通过想象渗透到所有人的脑海中。在美国的童年故事中，华人洗衣店老板的柜台后好象永远藏着一把随时劈人的大砍刀。在《美国的中国形象》这本书中，作者调查了一百多个美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往往与“餐馆老板”、“洗衣店工人”、“异教徒中国猪”连在一起，无知、肮脏、迷信，为驱赶龙和魔鬼猛劲敲锣，就是对唐人街的标准记忆。野蛮的中国佬、港口的奢靡与棚户区的脏乱、诡诈的坏人、鸦片走私，构成了中国的陈旧影像，最终凝聚成一个邪眼看人的电影形象傅满洲。

在中国人的形象塑造中，洋人都要经过传教士搭造的话语长廊，传教士的感受就象每个要走向院子必经的门厅通道。在传教士眼里，中国人深受疾病折磨，没有灵魂信仰，是一帮亟需拯救的可怜人种，同情和怜悯是东方形象描述的基调。个别的正面描写也零星存在，只是少得可怜。比如曾生活在传教士圈子里的赛珍珠，就是个例外。在她的笔下，中国农民不是自私、邪恶和残忍，而是善良、坚强和韧性十足。这类“人看我”的谱系在战争中更显出向光谱正面一极飘移的迹象。甚至原来被视为中国人弱点的不诗意，不多愁善感，神经麻木，在抗敌的状态下却变得如此可爱，成了最大的优点，反而洋人自诩的心灵敏感纤细变成了坚持胜利的障碍。比如赛珍珠曾描述中国人具备以下弱点：不富于诗意，极端现实，太讲实际。艺术家从来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只是一种手段和哲学。中国人不可能产生马蒂斯和高更，也不会产生毕加索。中国人从不喜欢动物，绝不会为爱去死。他不以自我为中心。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与脆弱的感情格格不入。这种似乎千篇一律的一致性与美国人的多样性相比，本是致命的弱点，可是在战争爆发后却显得不那么遭人厌恶，相反却转化成了让人羡慕的优点。

比较典型的一个议论出自美国总统赫伯特·克拉克·胡佛，这位当年围攻过义和团的退伍军人，老中国通，他脑子里的亚洲时间就和欧洲北美大不一样，似乎过的更慢一些。在那里，政治运动是以十年或百年，而不是以几天或几个月来度量的。在过去这是历史停滞落后的表象，可是一旦和日本打起仗来，却尽显优势。日本哪怕占领了全部中国领土，中国人的慢性子和忍耐包容都会化解这一切危机。因为这个民族遵循的习俗延续了三千多年，而且是在十几个异族王朝中维持下来的。所以不用担心日本化，相反，日本占领的时间越长，被中国人吸收或驱赶的危险越大。就这样，原来被贬成无扩张性、无生气、屈从奴性、处世消极的那幅国人嘴脸，由此突然变得憨态可亲、楚楚动人，乃至中国人的不顾性命勇于牺牲，也会被善意调侃成了韧性的表现。且看以下一个流行在欧美的冷笑话，说的是一个中国人接二连三收到战报，1000个日本人和5000个中国人死亡；5000个日本人和2万个中国人死亡；1万个日本人和10万个中国人死亡。中国人每听到一次战报就报以欢欣的微笑，外国人惊讶地问，遭受成倍损失却为何如此高兴？中国人哈哈大笑地说：好极了！要不了多久日本人就要死光了。这个冷笑话大概是想突出中国人对生命的冷漠和蔑视，或者凸显国人残忍无情的性格，可是在战争状态下，却又可理解成为某个目标前赴后继地奋斗所拥有的坚韧精神。

所以，“国民性”真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东西。有人把它形容为在森林里出没的怪物“雪人”，遭到无数猎人的追逐。人们相信，在它的巨大怪异的身材和皮毛中存在着真实的故事，却迄今为止没有一个猎人声称他捕获到了真正的“雪人”，更别提剥皮解剖验明正身了，也许“雪人”本身就不存在。还有一种说法，“国民性”本身就是传教士外交官集体编造出来的一个神话，专门用来诬蔑中国人的，说不定还是个故意想让中国人心理难堪的可怕阴谋。甚至象鲁迅这样的大思想家都被老外忽悠了，当起了替他们批评国人弱点的枪手。在一些迷恋“后殖民”理论的知识精英看来，所谓“国民性”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对中国历史产生误解后刻意矮化中国人的一个阴险步骤。不过是论证西方比中国先进的又一个借口，我们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上当受骗啊！

可在我看来，“国民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洋人揶揄挖苦国人的陈旧习气，难道从来都只是无谓的假话与欺人的谎言吗？如果我们总是以“阴谋论”的心态把洋人的警告统统斥为对中国文化的无端蔑视，那么我们离阿Q复活的尴尬日子也就不远了。道理并不复杂，有些习惯是在文明的新标准下渐渐滋养而成，也许这个文明的标准由西方制订，再向全球推广，却有公认的好处，不能因为是洋货就随意贴上“殖民”的标签，好象不但要讨伐，还得踹上一脚以示得意。

举个不一定恰当的例子，一个中国人往地上吐了口浓痰，遭到“不讲卫生”的指责，如果让一个憎恶“国民性”的人看到了肯定会说，那吐痰一定是国粹，真真批不得！或者说你怎么就不懂文化多样化的道理呢！有如许激昂慷慨的反驳助阵，有那么堂皇的学术理由作支撑，随地吐痰者必定觉得路遇知己，似乎要往这些可爱的人们脸上加吐一口浓痰以示爱抚，才能表达自己的谢意。于是我们的城市从此更会加倍地到处痰迹斑斑，还有人故意为此频频吆喝，大声叫好！不难想象，我们周边的世界不久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垃圾场。其实，“卫生”一词的发明在西方也是近世的事了，当年伦敦同样是污秽遍地，后来才有了清洁的观念，慢慢变成大家的一种共识。对国人“不卫生”的指责，是世界共有的文明标准，与特定的种族歧视无关。如果我们还是象过去那样习惯于二元思维，不是献媚西方就是把对任何陋俗批判意淫想象为西方的阴谋，那么，中国要想令人尊敬地步入现代文明的新阶段可真是没指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