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侯思铭   实习生 朱天元 编辑/整理

       葛亮：可能大部分的人，初来一座城市会有某一种“明信片”式的成见。你面对维港海景，天际线之下，清晰可见IFC与中银大厦的轮廓、这是被具象化的“中环价值”。但其实在这样的繁盛的图景背后， 还有许多来自民间的，十分砥实的东西。这个是恰恰我在写作这本小说，或者是观察香港这座城市的过程中，慢慢体验，试图去触摸到的。最近正好在读一本书，是柴静的《看见》，里面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她说“在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图式，一次诉讼解决的问题，不是无知，就是因为智力上的懒惰。”她讲这句话，因为一个事件，事件的主题就是有关于成见的打破。可以讲，我写香港也是在不断地检视自己与这座城市的联络，以认知的推进去更新某种既有见观念的过程。

    你表达任何一个城市，往往都会有一个先验的，或者是事先选取的叙述视角。有关这点实际上也是我曾经思考的东西，怎么样去呈现这个城市，就像陈冠中和西西老师，他们都会有非常独特有关城市书写的体系，无论是《我这一代香港人》还是《我城》，都会有一种气质鲜明的东西。 我为什么会选用《浣熊》做这本书的名字，我们都记得卡夫卡的《变形记》或者是舒尔茨的《蟑螂》，就是当人异化成动物的时候，这个世界就会暴露出有关生活的本相。这个本相也是非常残酷的，也许是我们并不熟悉却突如其来的。但这也许才是人生真正的面目。而在常态之下，我们惯常麻木于此，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成见所在。

    所以当2008年有一场叫做“浣熊”的台风过境的时候，我仿佛感觉到这就是我表达这座城市的契机。2008年发生了许多事情，美国的总统大选，亚洲的金融风暴，世界性的波动在侵袭我们的日常生活。《浣熊》讲的是一个非常阔大的背景之下，却发生于凡常的故事，因为风暴本身不期而来，一对年轻人在非常仓促情况下的相遇。

    主持人：我发现我刚才没有做好一个主持人的本份，我一来就只让葛亮畅所欲言。我总结出今天葛亮在这儿就是在讲一个故事，所以我今天很轻松坐在这儿，我在等着听故事。这个什么故事呢？大家想一个关健词，我总是说关健词，就是“不期而遇”，在这座城市里面，在座的各位可能是有相约而来，但是我相信有的朋友不期而来。在不期而遇的时候呢，不同的故事就碰撞发生了。就像葛亮的故事里面，他的关健词“浣熊”和“风暴”，一场风暴带来了有关《浣熊》的联想。葛亮对于香港这座城市的情感，的确是很特殊的。几年前我访问他，关于他的长篇小说《朱雀》，我记得《朱雀》的内容底蕴是关于南京这座城市，他对南京有很深刻的爱。我记得你在其他的访问来说南京对于你来说是“家城”。但是香港对你来说是什么城呢？其实葛亮的短篇小说不是第一次开始写香港这座城市，只不过这本新书《浣熊》是第一次集中的写香港这座城市。所以说，关于香港，南京的是你的“家城”，香港是你的什么城市，我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访谈，请葛亮与我们分享一下。

    葛亮：其实是一个挺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你对于一个城市的联系很难一言以蔽之，用最简洁的词汇去概括它。我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西西老师那本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你深入到这个城市的底里中去，在你写它的过程中，必须要有一个界定就是这座城市已经成为一座“我城”。 刚才讲到了，这座城市有一个关健词是“相遇”，也是这本小说的关健词。大家可以看到，这本小说主要的篇目都是围绕“相遇”的主题，包括《浣熊》，包括后面的《猴子》、《龙舟》、《街童》。《猴子》是写一个从动植物园里逃出来的红颊黑猿 ，它进入到不同人群生活中间去，它和这些人的不期而遇，这些遭遇可以是某种侵入，但是同时恰恰因为它的存在，它突然的侵入，就像我刚才讲到，一些人生命中麻木的状态被打破，本相哗然而出。这个过程是苦痛的。比方说《龙舟》，是写一个随家族移民的年轻男子和香港离岛之间的相遇。我们知道岛是很孤独的意象。移民的意义本身也是带着一种孤寂感，可以讲是某种气性的重叠，这两者之间的相遇同样也是有意义的。

    香港是充满相遇的城市，套用《一代宗师》中的一句台词，或许每一次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个可以讲是一种宿命。香港在30年代的扮演的就是东方的卡萨布兰卡的角色。很多人到了香港，是把它作为人生过往的驿站，很快就离开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就造成了不同人群的汇集。所以你如果界定香港的文化身份，实际上挺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长处变动不居的状态。我们知道到后来抗战期间，40年代有很多的作家，都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都赫赫有名，比方说茅盾，戴望舒，又比如说萧红，他们曾经都和这座城市相遇，当然相遇次数最多的或许是张爱玲，她跟香港相遇了三次，与这城市间渊源深刻而特别。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张爱玲有一本写香港的小说叫做《传奇》。她在这本书里这样界定，我写《传奇》，这是一本“给上海人写的香港的故事”。实际上里面就已经投射出她作为一个过客的心态。而这种心态，实际上也隐隐然表明她自己文化身份的某种优越感。张爱玲曾经无数次将香港和上海比较，在比较中间往往暗含了她自己某一种关于文化认同感的砥砺。 她写了很多香港的故事，但是她说香港始终没有上海“有涵养”。

    这次当我集中在一本书里写香港 ，写相遇。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自己是希望站在一个抛却先验的立场来写，来表达这座城市。而不是带着文化的俯视，或者带着既有的观照感的角度去表达它，书写它。

    主持人：所以在葛亮这部写书《浣熊》里面，都是关于相遇的故事。相遇的场景就是香港这座很特殊的城市。葛亮也说过，很多名人曾经是香港的过客，他们作为一 个驿站在这里留下一点文化的痕迹，但是也的有落地扎根，我们不说那么远，回到当下2013年，我们葛亮从南京这座古城，应该也是来香港扎根。所以，他对香 港的情感，我因为前两天收到他的书稿赶紧看。我发现他的文字非常细腻温柔敦厚，而且对香港的注视不是俯视，正如他所说。他是身入其中，点点滴滴。有时候在我们身旁，如果大家在香港，在座有一些朋友可能是过客，对香港来说是过客， 有一些朋友是在这里扎根的。在葛亮的小说里面讲了一些故事，涉及了一些时、地、人，或者一些感觉。其实，我们也同时经历过，不过有时候我们忽略了，所以看 的时候难免个人有一点共鸣。什么共鸣呢？

    例如主打小说《浣熊》，2008年有那一些朋友，我们有一些小互动。正好在香港经历了那一场浣熊风暴，大家有印象吗？举一个手看看。 我记得里面很有趣，讲的是一对年轻人的不期而遇，而他们的相遇参与了某一些犯罪的成分，这样来说，我把这个话题留给葛亮简单介绍一下，其中一个故事，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些熟悉感，亲切感。

    葛亮： 这实际上是一个犯罪的事件。但是如果在香港长期生活的朋友可能会遇到这样一个场景。是写的一个骗徒，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主持人：在广场繁华的地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