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代香港人》

                                                                 陈冠中/著

                                                                中信出版社

      湛眉/文

      不止一人这样评价陈冠中：一个领先于时代的人。这种声音由来已久，因为陈冠中似乎总是在正确的时间做着正确的事儿，在他涉足之初，人们怀揣不解，而 当他抽身而走，旁人才恍然大悟。陈冠中1976年在香港创办《号外》杂志，这份被发行商判定为没有出路的杂志，之后很长时间里被视为时尚与前卫的代名词； 上世纪90年代中期，陈冠中担任《读书》杂志的海外出版人，繁体字版《读书》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了30期；从1990年代起，他穿梭于内地、台湾及香港之 间，从事媒体、文化和娱乐产业经营，曾监制及策划多部香港及美国电影的制作；多年来，他写作了“香港三部曲”、《城市九章》等著作，被公认为香港“城市生活文化评论”的先行者。

　　2013年，陈冠中被评为香港书展年度作家，这既是一种实至名归，又暗含了某种轨迹。这位生于上海，长于香港，居于北京的著名文化人，在书展上 用粤语做了三场讲座，分别名为：“香港未完成的试验”、“中国天朝主义与香港”，以及“华语写作、本土写作”。前两个都是他已有著述的命题，而最后一个则 是新的体会。这位在世界各地游走半生，涉猎诸多的作家，在年过六旬之后坦然告诉我，他很晚之后才发现，只有小说才能满足他。在这个变幻莫测的盛世里，人人 疲于奔命，现实比小说更魔幻，小说却比现实更透彻。而在陈冠中的笔下，那些被现实扫了兴的人，则能够在小说构建的异托邦里见到新的常态。

　　中国崛起与强国心态

　　其实早在“香港三部曲”时期，陈冠中就已经获得了小说家的身份。只是在很多人看来，他看待世事的透彻，远比写作小说的技艺更通达。用陈自己的话 来说，他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小说家。而直到《盛世》完成，陈冠中才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认准了小说。之前虽然著述颇丰，但他从不敢想象要将写 作当成一生的志业，他一生杂糅，这个不畏流浪的波西米亚人凭着生活锻造出的睿智，在他曾从事的每一个领域都颇有成就。“虽然我一直在写，但也一直在做别的 事情。而我往往以为，我正在做的事情才是我一生的事业。到2000年，我慢慢知道我一生最有兴趣的东西是写作，却还不敢说是写小说。2008年，我也写过 几个小说，但都没写完。所以一直以来都对自己充满怀疑。《盛世》之后，我已经肯定，我就要这样写下去。因为只有小说才能满足我，将本来说不清楚的东西放在 一个可读的文本里。”

　　小说满足了陈冠中，而陈冠中也没有辜负小说。他的《盛世》作为一部反乌托邦小说，让很多人联想起《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故事描写的是当 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而中国却进入了千年一遇的盛世之后人们的生活。它所创造的世界将时间定格在2013年，真正成书则是在2009年。这在当时是一个并 不遥远的未来，而到今天，则正是我们的现在。选择这样近的一个未来是危险的，因为那是一个如此快就会被证实的预测。“我在2008年就领悟到，已经有一个 新的开始启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看法不一样了。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不一样了。我将之视为一种新常态。我想去描写这种变化，但是2009年来写的话，我周 边的朋友都不见得同意我的看法，但如果把它推到2013年，我就可以用虚构的事情来说当下的感觉。但我不敢推太远，太远就是科幻小说了。东西和世界都不一 样了。2013年与2009年很多东西还是比较像的。虽然当时写的事情是没有发生的，但表达的却是那时的感觉。”

　　“这种常态很难用其他方式表达，单纯就"盛世"二字来谈，过去一百多年里，大概都没有中国人用盛世来看自己。突然这几年，大家整天说盛世。他们 为什么会用盛世？这就反映了最起码心态上的转变。虽然盛世从来不代表完美。但我真正关注和想写的，就是不一样的人的心理状态。”

　　中国近年来的崛起，越发培养了一种强国的心态。各种情结、碰撞、矛盾与未知都由此衍生，而无论是小说《盛世》，还是陈冠中在香港书展上的三个演 讲，都是因为这样特殊的现实而具有了意义。陈冠中写的并不是一部预言小说，但它所构造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却是一面镜子的两端，连接两个世界的通道，正是这种 强国心态。“中国是强国，这是事实。强国没问题，但我们要清楚，21世纪的强国和19世纪的强国不是一个概念。21世纪不是一国独大的时代，如果说21世 纪是只有中国人的世纪，那才是危险的。过去三四十年，很多人的思想都改变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改变了。中国现在崛起，但同时印度也在崛起，其他国家也在崛起，我们不要考虑独大，而要考虑共赢。”

　　在陈冠中看来，带有十九世纪的强国心态才是真正危险的，在2009年谈论盛世，没有人赞同，而到了2013年，一切都顺理成章了。盛世的说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被人们快速地接受了，这种迅捷令人担心，因为盛世就像满月，虽然前面很亮，却常常有黑暗尾随。

　　一口气、一条命

　　中国崛起就是这样一个满月，它带来许多新问题，也让更多旧问题也有了新表象。《盛世》未完成之时，陈冠中就已经决定了接下来的题材：一个关于西 藏的故事。这源于他与藏区一直以来的因缘和际会，早在八十年代末，就有一家美国电影公司找他帮忙拍摄西藏题材，陈冠中从这时开始了解藏区的历史。等到 1992年，香港的一些资本要投到大陆的文化事业，其中有项目是拉萨的，陈冠中就又来到了拉萨。从此与很多藏人来往，真正结下不解之缘。在汉族之外，藏族 成为了陈冠中最理解的一个民族，藏传佛教也成为了他最理解的宗教。

　　陈冠中最初的构想是透过一个援藏干部二十多年的经历来写西藏，但最后放弃了这样一个大部头的人生经历，因为他决定写一个更加直接、更加赤裸的故事。最后小说的题目定为《裸命》，并辅以大量的性爱描写，而下这个决定，陈冠中只用了一天。

　　“那天的思想转来转去，转到"裸命"这个词，"裸"字经过中国这几年的应用，变得更加丰富。一个是广东话里的"取命"和"裸命"是同音的。另外 因为是西藏题材，就想到佛教思想，这其实是相当苍凉的，人就是裸命一条，一口气而已。打坐让人回到基本状态，回到平等。然后也想到，西方思想界这几年整天说的就是法律保障不了的那些人，就是裸命的人。这几个概念联系在一起，我觉得和我在2012年看到的一些状态特别相似。而具体的裸命的状态，对很多人来说，就是性爱的时候。人在性爱中是很赤裸、很忘我的。”

　　两性关系与族群关系之间的映照构成一种隐喻。而陈冠中则在小说里描写了两段完全不同的性关系，使故事变得更加复杂。一个是藏族男青年与汉族女商 人之间的爱恨纠葛，另一个则是这个藏族青年转而爱上了女商人的女儿之后，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我想写的是现实。但如果要隐喻，我希望起码提供 两个不同的性关系。两性关系是充满了说不清的状态的，有依赖，有欲望，有妒恨，什么都有，它比较符合我感觉中的族群关系。”陈冠中拒绝把族群关系说的简单 化，因为对于复杂的事物，争论可以带来思考，简化则往往只是一种暴力。

　　虽然名为《裸命》，但陈冠中的小说通篇都没有对“裸命”一词做出解释，甚至这个词本身也只出现了一次。没有哪句话可以成为“裸命”一词的注脚，但小说却笼罩了上了一种飞蛾扑火的苍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小说构建起异托邦

　　小说可以传达人所不能言，而小说本身就有很多类型，这让小说家可以选择因循而走，亦可以另辟蹊径。陈冠中的《盛世》采用的是反乌托邦的写法，而 反乌托邦小说作为科幻小说的一个亚类型，从出现之始，便开启了一种新传统，就是可借人物之口做长篇大论的说理。安·兰德在她的反乌托邦小说《阿特拉斯耸耸 肩》中，就用这种手法对自己的哲学观点做了大篇幅的展开；而在陈冠中的《盛世》里，虽然也有官员何东升在被人胁迫后大吐真言，但传达的却绝非陈冠中自身的 论点。同样，在《裸命》中，虽然陈冠中说自己要写一部更加赤裸和直接的小说，但他仍是止步于门前，没有带领读者破门而入。在陈冠中看来，小说的本质是描述 而不是灌输，他能做的只是建立起一个个异托邦的世界，让读者自己深入其中。

　　何谓异托邦？与乌托邦不同，乌托邦是一个在世界上并不真实存在的地方，但异托邦却是事实存在的，它零碎而无法去描述，以至于很多人感觉不到，只 能借助想象力去理解。在王德威看来，要表达异托邦的存在，只有小说可以做到，不是议论，而是故事性的东西才能去展示。陈冠中对他的观点深以为然，“我一直 想写一些难以用其他方式表达的东西，一些大家已经心里有，只是笔下无的东西。有些可能已经收集了很多碎片，但是没有整理出来；有的就是一种感觉，不能言 说。我也不能提供任何答案或解决方法，甚至没有一个理性的分析。几乎就是文字的组合来制造一个感觉。”在这些不易去表达的东西里，陈冠中尤其想写人类的邪 恶，因为能够被说出来的邪恶一定都被淡化了，世界上有太多邪恶被低估，现实中的邪恶却远远超出人的想象。

　　在《盛世》里，陈冠中借用了鲁迅的说法，把世界分为好天堂、坏天堂、坏地狱与好地狱。那么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天堂还是地狱？“在鲁迅时代，中国只 有坏地狱和好地狱之分，但是现在我觉得基本上不能说中国是地狱了。这里早已不是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在你要知道，没有天堂是真的，所有天堂都是伪的，所有 幸福都会破碎。但是我们可以努力好好地活在当下。”

　　好好活在当下却并不容易，“耳聪目明”是最基本的，但现实比小说更复杂，又常有邪恶被低估。我们先是怀疑自己的耳朵，继而连眼睛也不被相信了。但小说世界却自有其规律与真实，值得庆幸的是，一部好的小说，它的规律与现实相通，而我们不妨由此及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