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语/文

埃及时局在快速变动，虽说更像是被一场飞沙走石的龙卷风裹挟着打转。

前景不被看好，因为明显不是朝着社会和解的方向。“武力清场”可以从广场和街头快速驱除穆兄会的支持者，却无法把伊斯兰势力排除于国家政治进程之外。

当然，也有很多人希冀，剧烈的颠簸之后，随着广场政治被强行终结，埃及能够重获稳定——不管什么性质的稳定，由谁操控的稳定，也不管可以持续多久。

混乱、失落、疼痛，人们需要一点时间喘息和辨认复杂的风向。

埃及，以及整个中东，需要新的和平与发展议程。

对抗：军方·世俗派·穆兄会

8月20日传来消息，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巴迪亚——“总统穆尔西背后的那个人”——被捕入狱；被关两年多的前总统穆巴拉克有望无罪获释，重获自由。

在穆尔西7月3日被军方和世俗派联手推翻和拘押前夕，有一个至今真假莫辨的段子：狱中的穆巴拉克从电视上看到解放广场上的示威游行，发现反对穆尔西的人潮远多于他下台的时候，“不禁感到巨大的精神安慰”。

看游行的规模，似乎的确如此。但一位曾经常驻埃及的资深新闻人当即不以为然地指出，这是不可比的。两年七个月前，推翻穆巴拉克是包括军方在内埃及人的共识；而现在，穆尔西的下台粗暴地撕裂了这个地区大国。8月17日的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说，埃及8500万人民处于1953年共和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分裂状态。

世界仍然清晰地记得，穆巴拉克下台时，开罗解放广场上人们兴奋的笑容，眼睛中燃着对未来的巨大希望。而今，却是枪声、哭声、火光、血迹、宵禁；医院太平间里一具紧挨一具躺满了尸体。活着的人们，眼底是痛苦和惶惑。

实际上，“武力清场”是被普遍预期的行动，穆兄会亦有思想准备。自从本月初西方和海湾国家的调解努力失败后，国际舆论就预测，开斋节一过，埃及军方将武力驱除在广场安营扎寨的穆尔西支持者。

但当“武力清场”14日发动，尽管军方声称“采取了最大程度的自制”，其血腥、暴力和死伤规模仍然震撼了世界。埃及各派俱伤，并无真正的赢家。

军方无疑最为强势，但道义上输了一城，失去部分国际和地区的支持。世俗派代表、副总统巴拉迪在“清场”后提出辞职，摆出和军方“切割”的姿态。在民众中，军队形象进一步受损。

一般认为，由于纳赛尔革命和中东战争，埃及军人广受爱戴。但事情都有另外一面。几十年来，军队的特权触角深入社会经济各个领域，无形中压缩了民营经济的空间。穆巴拉克下台时，军方已流露“重利”的一面，当时不少媒体都指出穆巴拉克在被全社会抛弃前，首先是被军方当成负资产放弃。其后，军方“掌国”15个月，曾经向上台后的穆尔西示好，穆尔西却没有买账。军方为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与穆尔西矛盾日益加深。

现在，军方虽称推翻穆尔西为的是“国家安全”，而很多埃及人和分析人士却怀疑，军队已经蜕变成埃及最有权势、不受制衡的庞大利益集团，行动的着眼点不在国家的福祉，不在治国的理念，而就是为利益，为权力。

世俗派也不是赢家。本来，世俗派7月初与军方联手解除穆尔西职务，不管算“军事政变”还是“武力弹劾”，都显然违背了他们一向力倡的民主政治程序，难免给世人这样的印象：他们为达到目的可以放弃原则，机会主义高于理想主义，也高于行动底线。这显然不能增加世俗派对民众的感召力。在分裂的埃及，感召力恐怕是最匮乏而又最需要的社会资源。

穆巴拉克下台后的局势演进表明，埃及世俗派难以赢得一人一票的选举，需联手军方才能和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分庭抗礼。这次“武力清场”，使世俗派不得不摆出与军方适度“切割”的姿态，但世俗派没有取代军方掌控局势的能量——如果他们有的话，当初根本轮不到穆尔西上台当总统。

当前，埃及局势中的最大悬念不是军方和世俗派的动向，而是最大输家的穆兄会将向何处去？会不会重走暴力之路？

目前，埃及军方和临时政府已指控穆兄会为恐怖组织，埃及外长20日甚至说，要像对待纳粹一样清除这一伊斯兰组织。每天都有穆兄会各级领导人、成员和支持者锒铛入狱，面临严厉指控；穆尔西遭拘押时间一再被延长。

对于穆兄会，这不过是“熟悉的老情况”。穆兄会发言人之一Mona　al-Qazzaz,近日撰写文章《什么是穆兄会的未来》，历数穆兄会自1928年创立后受到打压的情形。等穆兄会又一次合法地走进国家政治生活，时针已移过2011年1月25日，那时，穆巴拉克面对全国性抗议风潮，在约900人死于示威游行引发的冲突后，因失去军方和埃及所有派别的政治支持，宣布下台。

历史离得太近，穆兄会甚至还没习惯“地上”的日子，就又将“轻车熟路”地转回地下。有人担忧，强力打压是在做无用功，反可能加速驱使穆兄会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也有人质疑，如果真有那么多埃及人反对穆尔西，穆兄会显然不会在下次选举中得到多少议席，有何必要取缔？

穆兄会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广大中下层，特别是贫苦民众中间，有着深厚的根基。但是，穆尔西上台后的失误和遭解职后民众的反应，对穆兄会当头一棒。穆兄会如果不能从中汲取教训，便难以具备回应目前事态的新思维。老情况越熟悉，局面反可能越僵，从长远来看，对穆兄会为首的伊斯兰势力融入国家政治进程越不利。

从军方下一步动向看，直接组建军政府的可能性不大，最大可能仍是通过临时过渡政府“掌国”、着手筹划安排下一轮选举，从程序上恢复政府的合法性。然而，经此一役，未来选举产生的新政府即便由世俗派领导人执掌，军方也会力图把埃及政治风筝线牢牢控制在手中。

包容性和解之难

穆巴拉克的下台基本上是和平的，埃及人付出很少的代价，在很短时间里达到目的，顺利得出乎他们自己意料之外。谁能想到，历史给了一点甜头，转眼却又给出这么大的苦头。“武力清场”行动发生后，埃及一位电视主持人说：“你要么和国家站在一起，要么和恐怖主义站在一起。”

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撕裂埃及。

更大的问题在于，这种对立，表象是穆兄会为代表的伊斯兰势力与自由派和世俗派力量（军队本身也属于世俗派力量）之争，其背后，则隐藏着埃及社会各阶层的深刻裂痕，反映出底层民众与中上产阶级之间、文盲阶层与智识阶层之间、乡村和城市之间，利益的矛盾与彼此的隔膜，隐藏着对国家现代发展道路的认识的割裂。

穆尔西被推翻后，没有公开发出过任何声音；对他执政错误的严厉挞伐，他本人并无辩解机会。很多批评有道理，但也有很多指责出于意识形态和舆论宣传。

人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有过五次全民投票，为什么每次都是穆兄会赢？为什么世俗派就是赢不了一人一票的选举？

如果只看向社会基础和经济因素，有个直白到粗糙地步的解释：穆兄会得票多，是因为埃及穷人多；世俗派得票少，是因为埃及的富人（中上产阶层）少。而穆兄会与世俗派对抗越激烈，或许越说明他们各自代表的社会阶层隔阂与不信任之深。

埃及社会结构最大的特殊性还在于，在各利益阶层之上，另有一个强大到失衡、却又严重缺乏制衡的利益阶层——军队。军队不仅掌握枪杆子，而且经济和政治势力在埃及独大。美国每年给埃及的15亿美元援助，军方拿走12.5亿美元。两年半前，如果不是遭到军方“遗弃”，穆巴拉克不会同意下台。这次新一轮动荡，军队对埃及政局翻手为云覆手雨的能量，世界有目共睹。

从积极方面看，因为军队的支持，自由派和世俗派方能与宗教势力分庭抗礼，阻止国家向更激进、更分裂的方向倾斜，阻止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继续因街头政治瘫痪；但从消极方面看，因为种种历史积累的不信任和现实的利益冲突，军队没能成为调和世俗派与穆兄会矛盾、促成社会共识的超脱力量，反而单方面站队，助长对抗性思维，使埃及社会更趋分裂，距离共识越来越远。

而最令人悲哀的，还不是埃及社会进一步分裂——说到底，这只是穆巴拉克时代就存在的怨恨与裂痕，以放纵无度的街头政治和权力争斗方式浮出水面；而是两年半以来，没有一方表现出国家和平实现政治转型所急需和必须的包容性新思维。对立各方没人想当曼德拉，也没人有能力当曼德拉。

在埃及、中东其他国家和世界各国历史上，军人干政，鲜见正面影响能大于负面影响者。虽往往能成功收到迅速维稳与控制乱局之效，却难以避免地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制造更深的裂痕，而背后隐含的暴力思维，将严重削弱社会和解、凝聚共识以推动国家突破发展瓶颈的动力。

穆兄会没有武装，没有西方的外援，更不可能像叙利亚反对派那样得到武器供给。另一方面，穆兄会的生存史，基本上就是一部被军方和政府打压的历史，对抗经验丰富的穆兄会不会因为遭到取缔便作鸟兽散。从穆兄会领导人“补位”的速度，已可窥见其组织效率。在埃及，包括军方在内，都难以将穆兄会代表的伊斯兰势力排除在国家政治进程之外。

不会回到原点

光看动态新闻，似乎埃及正在回到过去，回到动荡之初的“原点”。军人干政、“紧急状态法”、弹压游行示威、取缔穆兄会，都是几十年来在埃及上演的“老剧目”。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

穆巴拉克进了监狱，有美国加州大学工程学博士学位的穆尔西成为非军方出身的首任民选总统，并通过扶植少壮派军人塞西取代穆巴拉克的国防部长坦塔维而与军方达成短暂脆弱的平衡。现在，穆尔西进去了，穆巴拉克出来了。历史难道在轮回？

领导人的命运的确在翻盘。但这其间，埃及的权力结构、司法结构、经济结构、利益集团结构，一概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化。反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旧的强人走了，旧的权力制度没走，并因为强人的孤独离去，得到最大程度的保留。如果仅仅推翻一个或几个人，怎么能叫做革命？一次革命尚未完成，又何来二次革命？

从经济、民生到弥合政治分歧和进行制度建设，穆尔西的政绩乏善可陈，以致在他被推翻之际，很少人有惋惜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他唯一的成就只是赢得了选举，成为埃及首位非军人出身的民选总统。更多人指责，他在任这一年，不仅毫无建树，还使社会更加分裂。

但是，不应忘记，制造分裂的不仅仅是穆尔西，缺乏包容性新思维的更不仅仅是穆尔西。审视穆巴拉克下台以来埃及局势以及最新一轮动荡悲剧，一个令人深感无奈的事实是，埃及所有派别，从更温和的自由派到更激进的萨拉菲派，都没有表现出力图超越分歧、分享权力、形成发展共识的新思维。

但是埃及不会回到原点，不可能再成为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埃及的动荡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而是中东大变局的一部分。历史的车轮一旦启程，便拥有了自身的意志。

新一轮动荡本身也有力地说明，老办法解决不了新问题。在把穆巴拉克拉下台的新时代发展诉求得到满足之前，埃及难以实现可持续的稳定。否则的话，军方虽能一手掌控局面，却不能改变缺乏社会共识的现实。即便实现稳定，那也是强行压抑社会分裂的稳定。

目前埃及转型之路云重水复，混沌乱象中，尚不能看清轮廓。占卜未来，盖棺论定，都还早得很。

新一轮动荡发生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政治时钟无法倒转，埃及各方应集中精力推动真正包容性的和解。诚哉斯言。一直以来，埃及在苦苦寻找新的社会共识。如果一时间找不到“要什么”的共识，那么，是否可以先达成“不要什么”的共识？“武力清场”的枪声和鲜血表明，拒绝暴力应成为埃及各方坚守的底线。

埃及危机与中东变局

欧盟成员国外长20日在布鲁塞尔紧急会商埃及局势。英国外交大臣威廉·黑格在会上说：“埃及危机是至今为止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即便与我们已经历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相比。”

听起来多少令人感到突兀。但把埃及危机置于中东动荡的大背景下，把中东动荡置于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变迁的大背景下，再看看现代历史上，中东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位置，或许不难理解黑格话中的深意。

从2010年12月突尼斯小贩自焚之时算起，中东大动荡历时已两年又八个月，而陷入转型困境的远不止于埃及。甚至可以说，埃及的动荡程度，相形之下是小case，只不过它是一向发挥着领导力的地区大国，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最突出。

目前，在中东巨变的发源地突尼斯，年底举行大选的希望已微乎其微。由于反对党领袖屡遭暗杀，制宪议会全面停摆，执政党和反对派的矛盾不断加剧。如果制宪议会被解散，新宪法便将胎死腹中，大选遥遥无期，全国政治对话与和解进程将被拦腰斩断。突尼斯之幸在于，军方干政的可能性很小。但突尼斯媒体普遍担忧，街头政治一旦失控，突尼斯可能成为第二个埃及。

叙利亚的全面内战已两年，战局仍激烈而胶着。政府军在中部地区处于进攻态势，但反对派仍有能力发动袭击，双方在首都大马士革中心地带持续交火。总统巴沙尔在开斋节期间前往清真寺做礼拜，车队遭到迫击炮袭击。与此同时，逾66.5万叙利亚人在黎巴嫩难民营度过“一个伤心的开斋节”。这个数字，按联合国难民署的预计，到年底将突破百万。

在伊拉克、利比亚、也门等地，中央政府软弱、教派、部落和地区纷争不息，民间武器泛滥，暴力事件无日无之，成为恐怖和极端势力的温床。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伊拉克7月有1057人死于暴力事件，创5年来单月死亡人数新高。

中东动荡的外溢效应，早已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马里等国显现。利比亚等国战乱以来武器的流散走私，进一步加重了撒南非洲的安全挑战。“动荡”的表象之下，中东局势最直观的特点是“分裂”。这种分裂，一方面很破碎，部落之间、地区之间、教派之间、世俗力量与宗教力量之间，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这些部落、地区、教派、势力和政党的内部，都分歧多多，纷争不已。国家的政治权力格局满布裂纹，呈现某种“破碎”状态。

另一方面，这种分裂又很“均衡”。对立各派大体上势均力敌，难有任何一方短期内能打破僵局，占据绝对上风。在叙利亚，内战打得这么血腥，打了这么久，既没打出一个统一的反对派武装；也没打出一个有能力获得较多认可的反对派领导人。有学者预测，叙利亚再打下去，可能会解体并被“分而治之”，巴沙尔政府控制叙南部地区，反对派在其他地区另行建立两到三个国家。

客观上，国际大环境为中东的政治转型增添了动力，也增添了诸多困难。经济的发展有其自生性和内在规律，很多时候还有滞后效应。经济痼疾更非短时间所能克服。两年多前的动荡，导火索之一便是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东，导致物价上涨和失业率窜升，民生领域诸多矛盾激化。

动荡以来，中东又陷入这样一个有目共睹的怪圈：政治和社会分裂导致国家无法集中精力和资源发展经济，经济与民生不见改善，反过来使得街头政治更加活跃，政治和社会分裂进一步加剧，形成理性共识和实现国家团结更加困难。仅仅呼吁老百姓面对自己的生存困境保持耐心，其实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

从根本上讲，中东的分裂，其焦点看似世俗派与宗教势力以及各利益集团的权力之争，背后折射的却是中东的现代政治发展道路之争，直接关系到传统强人纷纷“下课”后的中东，是重走乱世出枭雄，“打”出新一代强人，再度依靠强人政治获取稳定的老路？还是能够实现某种政治共识，从而和平地创新国家政治体制，达成可持续的和解与和平，实现现代转型？

从这些动荡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来看，如果不能出现像曼德拉这样有超越仇恨的智慧和感召力的人物，政治乱象将在相当长时间困扰国家生活。

中东的不安全，意味着全世界的不安全。最突出的两个方面：一是石油供应的稳定性和国际石油运输的安全性受到威胁，二是恐怖主义可望获得可观的活动空间和休养生息之地。

目前，恐怖势力已在中东整个地区抬头，中东巨变以来政权更迭或者处于政权更迭危机中的各国均牵涉其中。突尼斯西部靠近阿尔及利亚边境的沙阿姆比山区有逾百人恐怖团伙活动。8月6日，五角大楼出动空军撤出了驻也门大使馆非必要人员，政府同时发布旅行警告其他美国人立即离开，称“持续存在恐怖威胁可能”。

当此之际，仿佛给动荡的阴云镶上一道银边，美国国务卿克里第六次前往中东，巴以恢复了中断三年的直谈。巴以和谈从中东巨变初起那一刻，就被迅速地边缘化，如今复谈易，突破难。从巴勒斯坦方面来说，更多像是在美国的软硬兼施之下，为获得一些短期利益而谈，如得到部分税款与援助的拨付、一些被关在以色列监狱的囚犯获释等。三年前以以色列冻结定居点建设作为谈判前提的“底线”不见提起，而三年前的底线，相较于上世纪末巴以谈判的底线，又“退步”到不可以道里计！

中东已不再是过去的中东，缔造和平的环境与形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而在新的和平进程中，埃及占有更加核心的地位；叙利亚的地缘政治意义，则因美俄新世纪博弈和维系什叶派“新月带”的地理位置，别具新的重要性。

在巨变的震荡之下，中东迫切需要新的和平与发展议程，世界则迫切需要及早准备面对一个新中东。中东不稳，世界难安。在帮助中东实现可持续的稳定方面，世界有着共同利益。

如今，当初乐观的预期已经落空。在动荡最深最剧的国家，现代转型看来最为艰难。潘多拉之盒被突尼斯小镇上的一个水果小贩以自焚的方式打开，从中飞出各种灾难和各种希望。没有人知道，究竟该如何把灾难关回盒子，而让希望继续留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