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评论员 言咏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已经完成，年底将形成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这一条例包含成立国家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设立国家全民阅读节、制定全民阅读规划、建立国家阅读基金等，旨在提升国民阅读水平。

确实，中国的国民阅读率已低至堪忧。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12年18岁至70岁公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4.39本、电子书阅读量2.35本，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项调查显示，以色列年均阅读量64本，距世界之首；欧美国家年人均阅读量约16本；北欧国家24本。其实，直观感受也能印证，在国外旅游，海滩上、泳池边、咖啡馆、候机厅，随处可见捧书的外国人，阅读已经成一种习惯。

立法初心本善。问题在于，仅靠立法够吗？中国原本是一个有着阅读传统的国度，为何现在阅读习惯如此稀缺？若不探清根源，《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极易沦为形式主义。

社会价值取向的功利化，让中国人日渐远离书本。做一件事，先看有没有用。对于公务员来说，阅读能带来提拔吗？不如陪领导；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阅读能带来业绩吗？不如磕客户；对于学生来说，阅读能带来高分吗？不如背课本；对于老师来说，阅读能带来升学率吗？不如押考题。社会越来越急功近利，做一件事恨不得效果立现。阅读当然不是效果立现的事，书里有知识、真相、历史、思想、情怀、趣味，唯独没有即刻兑换成钱或者分数的通道，因此，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下，人们四处奔忙，很少有人能停下来，安静地读完一本看不到即刻价值的书。

另一方面，当前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已深深断裂。“五零后”和“六零后”，生长于不鼓励阅读的文革岁月，一部分知识分子的阅读热情被压制，更多的人，对书的兴趣根本没机会点燃。他们为人父母后，对书籍的淡漠影响到孩子，再加上应试教育的压力，如今有阅读兴趣的年轻人不多。诗人王小妮在《上课记》里这样评价那些不读书的大学生：他们的童年时期，学校和家庭没有提供过任何阅读机会，除了必须熟读的教科书。如果从来不知道书里的缤纷瑰丽，凭什么无端热爱阅读？

因此，要提高国民阅读率，必须激发国民的阅读兴趣，尤其是儿童的阅读兴趣。这不是国民阅读节或国民阅读规划就能解决的，说到底，阅读是一件很私人的事，它需要个人内心自发的动力。而阅读兴趣的高低，又与少时的滋养密切相关。我们必须改变应试教育的方式，还孩子学习本来的面目。犹太人有个习俗，当孩子出生后，母亲翻开《圣经》，滴一点蜂蜜，让孩子舔，从而让孩子产生“书是甜的”的美好印象。我们也应该让孩子感受阅读的愉悦而非痛苦，这样当他们长大成人后，才会保有对书的兴趣。他们的习惯影响他们的孩子，如此代代相传，当非功利阅读者越来越多，浮躁的社会氛围自然会沉静下来，社会的价值取向也会慢慢变化。

除了教育上的改变，政府还需要为国民提供足够的公共阅读资源和设施，比如设立图书馆。截至2011年底，中国平均每44万人才拥有一所公共图书馆，这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在美国，每个社区都有图书馆，居民借阅十分方便。政府还可面向贫困家庭设立阅读基金。美国的“早期阅读优先”计划就是主要面向社会处境不利的儿童，所接收儿童家庭月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超过1/3；来自单亲家庭的达到了40%；来自英语为非主要语言家庭的占41%。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书带来知识，也促进思考。一个勤于思考的民族，才不会丢失理性和创新精神。因此可以说，阅读习惯根植的深浅，决定一个国家的未来，如今低至堪忧的国民阅读率，确实需要认真对待。